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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3-09 23:42:42
何一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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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一民
职称：教授
职务：
邮箱：heym@scuedu.cn
简 介
何一民，1953年生，四川成都人，1978年秋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学习，1985年6月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至今。1993年被评聘为副教授，1995年破格晋升为教授，2000年被评聘为博士生导师，2008年被评为二级教授，1996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2002年、2010年、2018年三次被评选为四川省学术带着人。现为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委、四川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中国城市史研究会副会长、四川省社科期刊协会会长、四川省历史学会副会长、成都市历史学会会长、成都古都学会会长。
何一民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城市史教学与研究，曾先后作为主研人员参加隗瀛涛教授主持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重点课题“近代重庆城市史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八五重点课题“近代中国不同类型城市研究”。近20年来，自己先后主持多项国家和部省级重大、重点、重要项目详见如下：
1、主持国家清史编纂工程《清史·城市志》（已完成）。
2、主持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20世纪中叶以来西藏城市人居环境发展变迁研究》（在研）
。
3、主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重点课题“20世纪新疆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已完成）。
4、主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重点课题“中国城市通史编纂”（已完成）。
5、主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课题“中国近现代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已完成）。
6、主持国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子课题《世界屋脊上的城市：西藏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研究（17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已完成）。
7、主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年度课题“近代中国衰落城市研究” （已完成）。
8主持教育部十一五规划后期资助课题“革新与再造：新中国建立初期城市发展与社会转型” （已完成）。
9、主持教育部十五规划课题“20世纪西部中等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已完成）。
10、主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青年基金课题“近代成都城市研究” （已完成）。
11、主持日本住友财团基金课题“中日历史文化名城比较研究” （已完成）。
12、主持四川省重大招标项目“四川抗日战争志”（在研）。
另外，主持并完成四川省和成都市的项目多个。
出版专著十余部，发表论文上百篇，曾获得四川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1项，二等奖6项，三等奖3项，成都市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1项。近年主要代表著作有：
1、《中国城市史纲》（30万字，独著）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独著，本书获第九届中国图书奖。
2、《近代中国衰落城市研究》（专著，54万字）国家十五社科基金项目，四川出版集团，2007年出版，主编加著者
3、《20世纪中国西部中等城市与区域发展》（专著，71.3万字），教育部十五博士点基金项目，四川大学211工程子项目，四川出版集团，2005年出版，个人。
4、《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专著，88万字），国家九五重点社科研究项目，华夏基金资助出版，科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主编，著者之一，本书获得四川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5、《成都通史》（民国卷）（50余万字，独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年，全书获得四川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6、《中国城市史》（60余万字，独著），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本书获得四川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7、《革新与再造：新中国建立初期城市发展与社会转型》（90余万字，主编，著者），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
8、《世界屋脊上的城市：西藏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研究（17世纪中叶至20中叶）》（85.6万字，主编，著者），社科文献出版社，2014，获得四川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9、《中国西部农牧地区城市历史变迁研究》（40万字《独著》，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
10、《抗战时期西南大后方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研究》（76.6万字，主编，著者之一），重庆出版社，2015
11、《清代城市空间分布研究》（60余万字，主编，著者之一）巴蜀书社，2017年，获得四川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12、《成都历史文化大辞典》（160万字，主编，著者之一），社科文献出版社，2018年。
13、《成都简史》（40万字，主编，著者），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
14、《20世纪新疆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150万字，主编，著者之一），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
15、《四川历史文化名人研究丛书》（十卷本，300余万字，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
近6年来，先后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60余篇，有5篇论文为《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另有多篇论文为《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国高校文科学报文摘》全文转载。
近6年来先后获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4项（其中1项《成都通史》为集体奖）、三等奖1项，成都市政府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1项。
何一民《中国城市史》（独著），本书为系统研究中国发展发展变迁的专著，出版后即受到学术界高度关注，被同行称为“是一部优秀的著作”。2014年获四川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何一民主编《近代中国衰落城市研究》（第一作者，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十一五项目最终成果，结题获得优秀），该著作出版后，也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认为本书开拓了中国城市史研究的新领域。隗瀛涛教授撰文指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代中国衰落城市研究》是中国近现代城市史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之一，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该论著以其领域创新和观点创新为特色，堪称城市史研究的又一力作”。
何一民等著《世界屋脊上的城市：西藏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研究（17世纪中叶至20中叶）》（第一作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子课题，项目主持人），该书是迄今为止国内外出版的第一部系统论述西藏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的著作，全书计85.6万余字，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出版。2016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原所长周源研究员在《中国藏学》发表《读《世界屋脊上的城市——西藏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研究(17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随感》一文，对该书予以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一部“填补藏学研究与中国城市史研究空白的学术力作”。
近年来，何一民教授致力于中国西部边疆城市发展研究，对新疆、西藏等内陆边疆地区的发展和所存在的问题有着深入的观察和思考。2016年主持完成了国家社科重点课题《20世纪新疆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150万字）。另外，他所提出的开展20世纪中叶以来西藏城市人居环境发展变迁的新课题，于2016年列入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同年，国家社科规划办正式委托何一民教授承担该重大课题。
联系方式
（望江校区）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24号 邮编：610065
（江安校区）成都市双流区川大路 邮编：610207
028-8541-7695
学院邮箱:history@sc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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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一民 | 古代成都与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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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一民 | 古代成都与丝绸之路
2018-03-15 17:51
来源:
天健文史社
原标题：何一民 | 古代成都与丝绸之路
作者简介
何一民，男，1953年生，四川成都人。现任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所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委，四川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四川大学985学科群和211重点学科群学术带头人，中国古都学会副会长，中国城市史研究会副会长，四川省社科学术期刊协会会长，四川省高校文科学报学会会长，四川省历史学会副会长、成都古都学会会长，四川省国有企业投资与规划咨询顾问委员会委员，曾获国务院特殊津贴。
丝绸之路是古代欧亚大陆东西方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一般说起北方丝绸之路，都会将长安、河西走廊、西域、大漠、草原相联系，说起海上丝绸之路则会将泉州、广州、福州相联系，较少有人会想到成都其实也是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城市之一。从某种程度上讲，丝绸之路如果离开了成都，可否还能称为丝绸之路，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因为丝绸之路之所以被称为“丝绸之路”，关键在于它是以“丝绸”命名，而成都是古代中国最重要的丝绸生产地，是丝绸的高端产品“蜀锦”的制造中心。成都不仅与北方丝绸之路有着直接的密切的联系，而且也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是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和长江经济及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因而在古代中国成为对内对外开放的枢纽。当前，成都正在出现第四次崛起，成为国家中心城市，再现汉唐时期的鼎盛发展。因而当“一带一路”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之时，重新审视成都与丝绸之路的关系，探讨成都在中国历史上地位和作用，不仅具有学术意义，而且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展开全文
成都特殊的地理位置与三大经济带交汇点
成都处于中国内陆深处，四周为高山所环绕，四川盆地底部与盆地边缘山地高度悬殊相当大，形成了封闭式的地理环境，致使成都通往盆地外部的交通十分不便，尤其是在远古时期，生产力还相当落后，人类对自然界的征服能力还十分低下的情况下，地理环境对于交通和经济发展影响非常显著。地理上的封闭性虽然对成都对外交通造成巨大困难，但并不能阻止盆地内外的人们之间相互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讲，地理上的封闭反而更加促进了古代蜀人对内对外开放开发的决心和勇气。早在先秦时期，四川盆地与北方的汉中、关中地区，西北甘肃、青海地区，南面的云南地区，东面的湖湘、江浙地区都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就已经开辟出无数通往外界的曲折道路。因而看似封闭的自然地理环境，反而成就了成都作为中国古代三大交通走廊和经济带的交汇点。
从宏观地理位置考察，成都位于中国四川盆地西部，深居亚欧大陆内陆地区，距东海1,600公里，距南海1,090公里，属于典型的内陆腹地城市。尽管成都深居内陆，地处盆底，但成都却有着特殊的区位优势，即居于古代长江经济带、南方丝绸之路和北丝绸之路三大经济文化带的交汇点，是中国西部内陆城市的地理中心，成都位于中国中原、西南、西北和长江中下游等宏观区域的中心，以成都为原点，成都与中西部地区重要城市的距离基本相等。 因此，成都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三大经济文化带交汇点的区位，使成都成为古代中国对内对外开放的枢纽，这一地理区位优势是古代中国任何一个大城市都不具备的。西安虽然是多个王朝的都城，也是北方丝绸之路的重镇，但是它与南方丝绸之路和长江经济带之间横亘着秦岭而不能直接联系。洛阳、宛等汉代大都会也在秦岭、淮河以北，同样不具备这样的交通地理条件。唐宋时期，开封、建业、扬州、杭州、广州等城市虽然也是重要的工商业城市，但同样不具备三大经济文化带交汇的地理优势。特殊的地理区位使成都很早就与外部进行了多方位的交流，以三星堆文化和金沙文化为代表的古蜀文化，与中原文化和西亚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遗址出土的青铜器、玉器、金器等无不透露出多元文化交汇融合的信息。汉唐时期，随着国家强盛，对外大开放，对内大发展，成都与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和长江流域的经济、文化联系不断加强，从而成为全国性的中心城市，汉代“列备五都”，唐代则被称为“扬一益二”。总而言之，成都虽地处内陆盆地，但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区域优势，成为长江上游对内对外交流发展的中心和纽带，为城址千年不移，城名千年不改，城市持续发展，不断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
汉唐成都之所以发展成为当时闻名于世的大都会，原因固然很多，其中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原因就是得益于北方丝绸之路的畅通，南方丝绸之路的持续发展和长江流域经济的繁荣与互动。正是成都具有这种独特的地理区位，促进了成都在先秦、汉、唐的三次崛起。
成都与北方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的称呼最早是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1877年提出来的，主要是指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3-14世纪横贯欧亚的陆路交通干线，是古代中国同亚欧各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在这条路线上，运送的物品以丝绸为大宗，故称为“丝绸之路”。一般都将长安作为中国开展丝绸之路贸易的起点，但是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并不盛产丝绸，特别是高档的丝绸品，因而长安对西域和亚欧各国进行贸易的丝绸都是来自在于中国其他地区，而成都就是北方丝绸之路主要商品丝绸的重要供给地之一。
（一）汉唐时期，成都是中国丝绸织品的主要生产基地，并为丝绸之路商业贸易提供了大量的丝绸产品。
中国是世界上桑蚕、缫丝、丝绸的原产地，但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生产丝绸。以成都为中心的蜀地是传说中丝绸发明者嫘祖的故里，也是中国重要的丝绸生产地之一，古蜀时期成都就拥有了相当发达的丝绸生产工艺和生产系统。至汉代成都的织锦业已经高度发达，成为朝廷赋税的重要来源之一。早在秦并蜀国时，秦国就在成都置锦官管理织锦，汉朝沿其制，也在成都设立锦官进行专业管理并修筑锦官城，进行集中生产。蜀锦成为朝廷贡品，大量地运至长安，并畅销于全国各地。其时，蜀锦成为上层人士争相拥有的奢侈品和财富的象征，汉王朝也多以蜀锦赏赐勋臣百官，动辄上千匹。据季羡林先生研究，“凌、绢和锦等丝织品还可用作交换货物的媒介”，“和金钱同时流通”。 汉代以成都为中心的蜀地丝织业不论是产品数量还是质量，都领先于国内其他地区。《后汉书》所载：蜀地“女工之业，覆衣天下” ，即是时人对蜀地的纺织业（包括丝织在内）之兴盛的高度评价。蜀锦在汉代已达到相当高的工艺水平。扬雄在《蜀都赋》中称：“尔乃其人自造奇锦，紌繏匪须，縿缘卢中，发文扬彩，转代无穷。”说明了蜀锦品种之多，文采之华美。蜀锦的生产，主要集中在成都。左思《蜀都赋》说：“圜阓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以上这段脍炙人口的文字，即是对汉代至三国时期成都蜀锦业的发达和精美品质的生动描述。秦汉至隋唐时期中国的锦织品基本上都是蜀锦，故南朝刘宋人山谦之在《丹阳记》说∶“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东汉时期，成都的织锦技术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近年在成都老官山出土的东汉织机模型，经复原后，以实物充分证明了此一时期成都织锦技术已经进入程序编制阶段，其织锦质量和图案之美丽无可匹敌。三国时期，秦岭淮河以北地区的温度普遍下降，山东、河南等的蚕桑业受到严重影响，襄邑等地的丝织受到沉重打击而衰落，成都作为全国最大的丝织业制造中心，其产品供应海内外，此种垄断地位一直保持到隋唐。民国朱启钤先生《丝绣笔记》说：“魏晋以来，蜀锦兴，几欲夺襄邑之席。于是襄邑乃一变而织成，遂使锦缕专为蜀有。”当代丝绸考古学家武敏先生认为：“成都地区是我国织锦最早产地之一，魏晋以后，织锦已专为蜀有”。“从南北朝到隋乃至唐初，在全国范围内能提供织锦作为贸易商品的，只有成都地区”。 隋唐时期成都的丝织业有更大的发展。《隋书·地理志》载：成都“人多工巧，绞锦雕楼之妙，侔于上国”。费著《蜀锦谱》亦说：“蜀以锦擅名天下，该城名以锦官，江名以濯锦”。蜀锦织造技术在此一时期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唐中宗时，益州所献“单丝碧罗笼裙”成为当时成都丝织业精湛水平的代表作：其裙，“缕金为花鸟，细如丝发，大如黍米，眼鼻嘴甲皆备，隙视者方见之”。后蜀时，成都的工匠能够一梭织成三幅宽的无缝锦被，时人称为“鸳表”。成都的丝织品的种类也甚多，仅进贡的丝织品就绢、绞、罗、单丝罗、袖、高抒衫段、双圳等7种 。另外，成都的丝织业规模庞大，唐玄宗时期，益州一次上解京城的丝绸织品就可达10万匹。成都等蜀中所生产的丝绸织品不仅能够满足蜀地官民的需求，而且还大量向外输出，特别是通过北方丝绸之路向西域和欧亚等地输出丝织品。
近数十年来，在新疆和北方丝绸之路沿线多个地区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数量较多的成都所产织锦等丝绸实物，如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先后出土了大批精美的丝织品，经过研究考证这些丝织品被确认为是产自蜀地的蜀锦 。另外考古人员在今青海海西自治州都兰县热水乡、夏日哈乡唐代吐蕃（含吐谷浑遗族）墓葬中也出土了大批精美的丝织品，其中以蜀锦为主，其蜀锦的考古年代从北朝后期至盛唐时期 。1995年，中日考古学者在对新疆尼雅遗址 1号墓地发掘发现了一块织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文字的织锦，经考证为三国时期蜀锦产品。四川师范大学巴蜀研究中心主任段渝教授在对北方丝绸之路的蜀锦研究后发现：“汉代及以后出西域，西行中亚、西亚并抵东罗马安都奥克（Antioch，即《魏略·西戎传》中的安谷城）的北方丝绸之路，其国际贸易中丝绸居多，而丝绸大宗来自四川。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出土的大批织锦，多为蜀锦，其年代从汉代到南北朝、唐代均有”。“比如，新疆博物馆所藏的唐代丝织物残片‘连珠龙纹锦’背面，就有墨书题记‘双流县，景云元年，折调细绩一匹，八月官，主薄史渝’。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出土的罕见的有出产地记录的丝织物。此外，在吐鲁番出土唐代文书中还有‘益州半臂’‘梓州小练’等蜀锦蜀绸名目，并标有上、中、下三等价格，真实地反映出了四川丝绸在西域贸易情况。”成都博物院院长、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王毅教授认为：“以往，蜀锦在丝绸之路沿途屡屡被发掘出来，这次在成都发掘出用于生产蜀锦的工具，印证了成都在丝绸之路中的重要作用，证明其是丝绸之路的南起点”。“丝绸之路横贯欧亚大陆，丝绸作为特殊的贸易品，是其最重要的载体。而蜀锦，则是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支撑”。可以说，在汉唐时期成都是中国主要的丝绸生产地，为千余年间北方丝绸之路贸易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丝绸商品。
（二）汉唐时期成都是北方丝绸之路的南延线，而在南北朝大分裂时期，当丝绸之路河西走廊段因战乱出现中断时，成都则通过“河南道”，继续推动北方丝绸之路贸易的发展，成为连接南朝与西域的枢纽。从汉代至唐宋，由成都进入北方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主要有川陕交通要道和“河南道”。
1．成都——西安——北方丝绸之路
成都与关中地区的陆路交通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开通，川陕相邻，却囿于秦岭、大巴山的天然阻隔，交通艰险。但自先秦以至汉唐，古人凭借智慧，根据地形、河流等自然条件，在川陕之间打通了数条沟通两地的道路，其中最主要的、持续时间最长的就是金牛道、褒斜道和故道。古人“在川陕之间形成了以这三条道为主干的如同毛细血管一般的交通网络和贸易网络”。汉唐盛世时期，在社会安定的正常贸易条件下，成都的丝绸等各种商品主要是通过金牛道，或褒斜道，或嘉陵道（故道）进入关中，再从关中出发，沿河西走廊，以至到达西域，然后再源源不断地输往欧亚。同样，欧亚的产品以及文化等也通过这条路线进入西南内陆的巴蜀之地，并以成都为集散地，与西南各地发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交流。
2．成都——“河南道”——北方丝绸之路
从西汉张骞“凿空”西域，一直到西晋，北方中原王朝的强盛保持着对河西走廊以及西域的控制和影响，因而中原与西域的往来和交流主要是通过关中——河西走廊——西域这条北方丝绸的主线来实现。此一时期，成都所生产的蜀锦主要是通过川陕道路进入关中，在长安集散，然后沿着长安——河西走廊——西域这条丝路销往西域和欧亚等国。值得注意的是，汉代除了商人向西域运输丝绸织品之外，中国皇帝经常性地、大量地对西域各国统治赏赐蜀锦等丝织品也是西域丝绸的重要来源之一。
西晋末年，中原发生严重动乱，传统的从长安出发经由河西走廊的丝路贸易严重受阻。公元4世纪初，割据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地区的前凉政权，出于政治、经济、军事的需要，开始经营绕过关中，经由今青海、甘肃和川西北地区进入西南内地的交通要道。前凉政权灭亡以后，统治这一区域的吐谷浑统治者为了缓解来自北方各政权的政治、军事压力，提升本国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地位，也为了从南朝输入先进的汉文化和蜀锦等产品，也十分重视开发和经营这条交通要道。因吐谷浑统治者曾接受南朝刘宋国的册封——“河南王”，其国也被称为“河南国”，故这条从位于青海湖畔的吐谷浑王都伏俟城出发，经贵德、同仁，进入甘南，经若尔盖草原，再从松潘城顺岷江河谷而下，经茂县、灌县，抵达成都的这条道路，被称为“河南道”。“河南道”成为南北朝时期开辟的一条新丝绸之路，即以成都为起点，至青海伏俟城，然后再西向到鄯善、且末，进而通往亚欧各地。《南齐书》卷15《州郡志》明确记载：成都“西通芮芮、河南，亦如汉武威、张掖为西域之道也。”有研究者认为：“这条丝道有三个鲜明的特点：其一，它的北段绕开了中央王朝的管辖区，而在边疆少数民族政权控制的地域内展开；其二，它的全程基本上是溯岷江而行；其三，其沿线的民族多为少数民族，如湔氐、蚕陵、冉马龙、白马、邓至等”。当中原的汉、唐两朝政权对西域能够有效管控的时候，北方丝绸之路能保持相当的畅通，成都通过长安或者洛阳连接上北方丝路，进入“外面的世界”。在南北朝时期，传统的长安——河西走廊——西域路线受阻，避开河西走廊的“河南道”开始发挥重要的作用，成为西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通好吐谷浑及西域诸国，而且是北通柔然的唯一道路，虽曲折遥远，却安全可靠”。成都的蜀锦也正是通过“河南道”运往吐谷浑、柔然（突厥），再经由他们的商人转手销往西域和亚欧等国。另外，此一时期，不仅是成都的蜀锦产品，还有来自南朝各地的各种商品也大多经由成都，从河南道踏上北方丝绸之路，销往亚欧等国。同样，来自亚欧等国的商品也大致是沿着这样的路线进入中国内陆地区，先是在成都集散，然后再分销到西南、江南各地。河南道成为魏晋南北时期，以成都为枢纽，连接中国内陆地区与西域的主要交通路线。
（三）在丝绸之路上活跃的群体除了商人外，还有官方使团，南北朝时期成都在沟通东南政权与西北各民族政权之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长安——河西走廊——西域这条丝路主线畅通时，中原王朝与外国的政治外交主要是在长安、洛阳等城市进行。但在南北朝时期，传统的丝路干道受阻，前凉政权和“河南国”等西北地区的政权与南朝有着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同时南朝也多派出使团前往西北地区，其交通路线多是以成都为中心，经河南道来往。相关史书也有大量记载。如《南齐书》卷59《芮芮虏》记载：“芮芮常由河南道抵益州”。“升明三年，太祖辅政，遣骁骑将军王洪范使芮芮，期共伐魏虏”。《资治通鉴》卷129则明确记载：王洪范即是从河南道出使西域：“自蜀出吐谷浑，历西域乃得达”。因而此一时期，无论是南朝的使团，还是西北各政权的使团都是以成都枢纽，或东南而下，或西北而上，进行政治外交和经济活动。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内，成都成为连接西北“河南道”和东南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重要枢纽。
通过对北方丝绸之路的考察，可以发现丝绸之路并不是单线式的，而是由多个交通线路相互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道路交通网络体系，该网络体系在中国境内的重要节点城市除了长安、洛阳、敦煌以及西域诸城外，还有西南的中心城市成都。汉唐时期，成都作为丝绸织品的主要原产地，支撑着丝绸之路的丝绸贸易，其丝绸产品不仅在和平时期经过川陕道运至长安，再运至西域，被商人们带向世界各地；同时来自欧亚大陆的域外产品和文化也通过着这个交通网络进入成都，然而再向成都平原扩散，并进入到西南各地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在南北朝战乱年代，当河西走廊交通受阻后，成都则通过河南道与西域等地区仍然保持着非常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成为北方丝绸之路南线的原点，从而使丝绸之路贸易在南北朝时期一直得以保持而不曾中断。
成都与南方丝绸之路
今人所称南方丝绸之路，即古人所指的“蜀—身毒道”，是以成都为起点，经今云南、缅甸，到达身毒（印度）等南亚各国的一条陆路重要交通线，总长2000多公里，在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之前便已存在，是古代中国一条重要的国际商贸通道之一。“蜀—身毒道”的出现，可追溯到3000多年前的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时期。早期蜀地的丝绸即曾通过“蜀身毒道”远销南亚，被印度阿萨姆人称为“蜀布”。20世纪的考古发现也证实成都地区与东南亚和南亚国家早就有着经济、文化往来。20世纪80—9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成都附近的广汉三星堆商周时期的遗址出土了若干海贝、象牙等文物，经研究这些实物是来自海外异邦。有研究者认为，三星堆出土的象牙、海贝，不排除是通过“蜀—身毒道”，从印度舶来这种可能性，因为“这两类物品的大宗产地，还是在西南亚及印度洋沿岸”。广汉三星堆遗址还出土了数量较多的齿贝，“据生物学家考证，此类齿贝仅产于印、缅温暖的海域”。另外，在“越南北部东山文化遗址出土的凹刃玉凿、领玉璧、玉璋等，都与三星堆、金沙出土物样式一致。凡此种种，我们不难发现，古蜀国其实很早便与域外通过“蜀—身毒道”发生联系。目前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蜀身毒道”应在西汉以前就开通，商业贸易往来已具备一定规模。秦并蜀后，蜀太守李冰曾“开僰道、通文井江”，开始对“西南夷”地区进行开发。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进一步加强了对“西南夷”地区的经略，派“常頞略通五尺道”。五尽道即成都通往今云南的重要交通要道，此条道路的开辟促进了成都与今云南、印度等地的经济联系。据《史记》载，张骞向汉武帝奏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国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三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汉武帝根据张骞的汇报，随即派出密使前往四川、云南考察，准备打通一条以成都为出发点通往云南和印度的商道，虽然这个计划因云南地方势力的阻拦没有成功，但是还是得到一个信息，即在云南以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据考证，滇越即东印度阿萨姆地方的迦摩缕波国。这表明蜀地与南亚诸国很早就有商贸往来，蜀商在此一时期相当活跃。汉武帝时，汉王朝不断加强对西南地区的交通开发，据《汉书·武帝纪》载：汉武帝曾先后令唐蒙、司马相如“始开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发巴蜀治南夷道，又发卒万人治雁门阻险”，“通西南夷道”。“司马长卿便略定西夷，邛、笮、冉、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牁为徼，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元封二年（109年），汉武帝现再次派军从成都出发，分东西两路，进入今云南地区，“往击昆明之遮汉使者”。此役汉军大胜，汉王朝相继在西南地区设置牂牁、沈黎、汶山、武都等郡，从成都出发的“蜀—身毒道”可直通洱海。汉孝武帝时，置雟唐（今云南保山）、不韦（今云南施甸）两县，开通了洱海至中缅边境的博南道，官民可“通博南山，渡兰沧水、耆溪”，直抵今缅甸边境。东汉时期，中央王朝为有力地控制西南地区和这条外交通线，于永平十二年（69年）设立永昌郡（郡治所在今云南保山）。至此，博南道、西夷道、南夷道三条干线连成一线，全面开通，“蜀—身毒道”中国境内的道路，从民间开发的商道开始成为中央政府管辖的官道，成都与“西南夷”地区的交通得到极大改善，由此促进了沿线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1938年，有人在腾冲城西八里宝峰山下的核桃园荒冢中，发现了数十枚五株钱。1979年3月，考古工作者在大理洱海东边的小岛上出土了一罐古钱币，内装双五铢钱13枚，另有王莽时期的“大泉五十”和“大布黄千”钱币共332枚。云南西部和西南部发现有汉代中原的货币，充分证明在汉代中原与云南存在贸易活动，因而成为“蜀—身毒道”存在，商品经济并较为活跃的一个证据。唐代，“蜀—身毒道”仍然持续发展，骠国使团献乐的队伍就是沿着“蜀—身毒道”，“自羊咩城西至永昌郡……西渡怒江……至诸葛亮城（龙陵）……南至乐城……入骠国境，经万公等八部落，至犀利城七百里……至骠国（指都城……西度黑山，至东天竺迦摩波国……又西北渡迦罗都河至奔那伐檀那国……又西南至中天竺国东境恒河南岸羯朱罗国……西至摩羯陀国”，献乐使团到达大理后，经成都到达唐都长安。
目前有大量文献资料和考古发掘可以证明，南方丝绸之路的发展与中央政府对西南地区的经略和开发有着直接的关系，每当中央政府力量增强时，南方丝绸之路的通畅就得到保障，而当中央政府力量薄弱时，交通和贸易就会受阻。但中央政府加强对南方丝绸之路的开拓和保护，不仅为了经济目的，更重要的还有政治目的，拓展疆域，加强统治，稳定边疆，成为中央政府发展南方丝绸之路的主要目的。汉代以后，历朝中央政府都积极地采取多种措施来保证该交通线的畅通和发展。成都作为西南大都会，也一直是历代中原王朝统治者在政治上经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桥头堡”。成都的发展有利于中央政府加强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与管理，有利于开发西南边疆，促进西南地区与内地的交流和边疆的稳定。
在南方丝绸之路的发展进程中，除了中央和各级政府发挥重要作用外，作为贸易主体的商人也在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早在南方丝绸之路还未显露于世之前，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大量的蜀商或滇商就已经在这条商路上开展频繁的贸易活动。尽管历经无数的变乱，以逐利为目的商人群体依旧维持这条道路的畅通，使其不至于衰落。如东汉时期，汉王朝一度因北方匈奴边患严重，“专力事匈奴”，无暇兼顾南方，于是关闭了蜀郡边缴，但是商人们为利之所趋，经常“窃出商贾，取其筰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三国志》亦载：“盘越国，一名汉越王，在天竺东南数千里，与益部近，其大小与中国人等，蜀人贾似至焉。”事实上，以成都为起点的南方丝绸之路贸易在汉以后从来没有停止过，使得四川地区能不断地与云南以及东南亚地区诸国进行物资和文化交流，官方使者和民间人士，“沿南方丝绸之路把汉族先进的农具、农耕技术、种桑技术、农作经验等带到了中缅边境，后来，这些技术再南传到缅甸等地”，对东南亚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南方丝绸之路不仅是商贸之路，也是文化传播之路，中国道教正是从成都通过“蜀—身毒道”，传播到南亚，并对印度佛教密宗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西亚、中亚一带的动物造像艺术文化在东汉时期也对以成都为中心的蜀地大型石兽造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都、雅安等地区出土了为数较多的东汉“天马”造像画像砖和画像石等就是很好的证明。有学者认为“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在很大程度上与汉帝国对西南边疆的经营开发这一宏大的历史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汉族与羌氐、旄牛、南夷这样一些具有很强流动性的民族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不同文化因素彼此之间的交流和传播常常可以以很快的速度达到极为广阔的空间”。
成都与长江经济带及海上丝绸之路
成都居长江主要支流岷江中游的成都平原，密集的水网使成都可以通过岷江连接长江，与长江沿线城市都能发生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既可连接荆楚湖湘，又可再下行与东吴互通，乃至与海上丝绸之路相联系，因而将成都通过长江东向的对外联系和通过南北丝绸之路的对外交往结合一起来考察古代成都，可以更全面地总结成都在古代中国对外交往中的枢纽和中心的地位。
（一）汉唐时期成都在长江流域的地位
目前学界对以成都为起点的南方丝绸之路已有大量研究，通过南方丝绸之路，成都与南亚印度等国进行贸易往来已成定论。近年来，学术界对成都与北方丝绸之路的联系也得到确认。因此成都在汉唐时期处于南来北往的交汇点，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枢纽。但对于该时期成都沿长江东向的交流，成都在长江流域的地位，成都在历史上是否与海上丝绸之路发生联系等方面则较少被人所提及和研究。在综合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讨汉唐时期成都在长江流域的地位，以及成都向东与海外丝绸之路的联系。
早在先秦时期，成都就与长江中下游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成都金沙遗址所发掘的玉琮就与良渚遗址的玉琮在形制和工艺上十分相似。而开明王朝的开国之君鳖灵就是长江中游人氏。长江作为横贯中国东西的一条水上交通大动脉，在古代中国交通发展过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长江上游的蜀地正是依托长江航运将各种丰富工农业产品运输出去，得以与长江流域各地进行互通有无。汉唐时期，成都作为长江上游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时也是长江航运上游的起点，在长江流域占据重要的地位。成都虽然受到四川盆地地理环境的制约，陆路交通不便，但水上交通则有着天然之利。成都所处的岷江，自古便具备航运的条件，沿岷江而下即可东入长江，经三峡，出夔门，可直达吴楚。《战国策》载：“秦西有巴蜀，方船积粟，起于汶山，徇江而下，至郢三千余里”。“蜀地之甲，轻舟浮于汶（指岷江），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成都人早在开明王朝时期就表现出高度的开放性，突破闭塞的地形，积极向外拓展，沿江顺流而下即为突破交通闭塞的一个关键点。李冰任蜀太守时治理岷江，修筑都江堰，将岷江分为内、外二江，内江流经成都城外，东流而下，在嘉州与青衣江汇合，至今宜宾与金沙江相汇，因而古代成都的水上交通十分便利。《华阳国志·蜀志》载：岷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西汉以后历朝地方官员都将岷江治理作为重要的政务之一，进一步整修都江堰，使成都以下的岷江河道更为通畅。从成都经岷江至长江的航运的作用早在先秦时期和秦以后的各种军事和经济活动所证实。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后，“秦将司马错、张若在成都等地造船积粟，率巴蜀之众10万，大舶船万艘，米600万斗，日行300里，浮江伐楚”。秦末战争，汉高祖刘邦以成都平原为战略后方，以蜀地的物产支援前方，如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萧何发蜀地“万船”载军粮沿江而下支援前线。汉武帝时，江南、山东发生水灾，汉武帝两次诏令调拨“巴蜀之粟”以解江南之困，数以万石的巴蜀之粟即通过岷江—长江航运运至灾区，赈救灾民。三国时期，费祎自成都出使吴国，诸葛亮在成都城南的万里桥畔为其饯行曰：“万里之行始于此矣”。三国时期吴蜀两国正是通过长江进行各种经贸和文化交往，特别是丝绸贸易十分兴盛。西晋灭蜀汉之后，为了攻打吴国，派大将王濬为益州刺史，在成都等沿江城市修造大船，公元280年王濬率水军数万余之众，由成都浮江东下，自江州（重庆）、夏口（武昌），直达建业，远比晋武帝所派出的其他五路陆路大军速度为快，孙吴皇帝孙皓自知大势已去乃主动请降。史称王濬所率蜀中舟师，“舟楫之甚，自古未有”。隋唐时期，随着大运河的开通，全国航运交通走向兴盛，成都通过长江航运又与大运河建立了直接的经贸往来，其经济和文化与全国各地的交流更加方便和密切，成都不仅“水程通海货，地利杂吴风”，而且与“交、广、荆、扬、越等州”有着密切的经济往来，成都城外锦江“运漕商旅，往来不绝”。“舳舻相继”，与长江中下游各地有着密切的往来，并对全国经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综观先秦至唐宋时期，以成都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地区“成为中央政府重要财赋之区和战略要地”，正如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所指出：“四川自古就非坐守之地也。以四川而争天下，上之足以王，次之足以霸；恃其险而坐守之，必至于亡”。成都对于中央政府除了政治、军事上的作用外，还以其发达的经济对长江中下游地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推动了长江中下游区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故而在长江流域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岷江—长江航线在汉唐时期担负起了连接剑南西川和江淮地区商业运输的重任。杜甫在诗中写道：“风烟渺吴蜀，舟楫通盐麻”。“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唐代诗人杜牧也说：“蜀船载着蜀锦直航扬州”。李白则称“千里江陵一日还”。唐宋时期成都十分富饶，农业也非常发达，成都虽然远处西蜀，但却是关中地区粮食的主要供应地之一，川中漕粮顺江源源而下，船行至扬州再转入运河，再西北而行。在历朝统治者的强制性推动下，成都依托岷江—长江航运，与长江流域各主要城市发生了密切而广泛的联系，特别是江南地区的丝绸业受蜀地影响巨大。成都是蜀锦的故乡，是中国丝绸文化重要的发源地和主要生产地，蜀锦以其品质精美华丽，体积小价格贵而风靡天下，其产品和技术多流向长江中下游地区，推动了江南云锦等丝绸织品的兴起。考古人员在湖南长沙、湖北江陵等地的汉墓都曾发现过战国蜀锦。南朝刘宋人山谦之在《丹阳记》说：“江东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三国时，蜀锦成为蜀汉政权对外贸易的专利品，通过直接贸易和间接贸易行销曹魏和孙吴，形成“魏则市于吴，吴亦资于西蜀”的局面，而这些物资交流正是从成都通过岷江—长江航运来实现的。中唐以后，地处长江上游的成都，和位于长江下游的扬州同为为全国最繁华的两大商业都会。成都与长江中下游的经济文化往来，在唐宋时期到一个高峰，直到元以后成都经济因战乱而衰落，在全国的地位和作用也迅速下降。
（二）以成都为中心的蜀文化与长江中下游文化有着长期的互动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在长达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各地各民族依托各自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基础，形成具有一定认同性和共通性的文化体系。就整个中华文明而言，可分为长江流域文化、黄河流域文化、蒙古草原文化、西藏高原文化、西域文化等多种文化体系。成都所处的蜀文化属于长江流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长江文化中始终处于主体文化，占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以成都为中心的蜀文化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文化交流联系非常广泛，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以及相互补充。除了大量文献记述有蜀文化与楚文化、吴文化之间的联系外，近年来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考古中发掘还发现了大量文物，可以直接揭示成都文化与长江其他地区文化的交流状况。如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成都造的精美漆器。在安徽马鞍山市雨山三国东吴朱然墓出土了一批彩绘精美的漆器代表作，漆案底部朱漆书“蜀郡造作牢”和“蜀郡作牢”铭文，均为蜀郡官府作坊所造的器物。成都物产丰富，对外贸易上不仅有风靡天下的蜀锦，而且漆器、麻、茶等均是商贸大宗。以成都为中心的蜀地是中国最早人工种茶的发源地和茶文化传播中心。大约在西汉时期，种茶业始由巴蜀传到今湖北、湖南一带；在东汉或三国时，种茶业又由荆楚地区进一步再向长江下游传播。蜀茶文化及其他文化正是沿着长江而下向东部广大地区进行传播和发展，乃至向海外推广。蜀文化在长江流域具有很强的活力，与长江中下游的楚文化，吴越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因而在关注蜀文化与其他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过程中，也许这样能进一步揭示出成都在长江流域的地位和贡献。
（三）成都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联系
汉唐时期成都与长江流域的联系已能有大量的资料可以直接证明，那么进一步思考，成都与海上丝绸之路是否也发生了联系，蜀商直接或间接开展海外贸易是否也存在可能性？目前，有一定的资料可以表明，成都通过长江经济带与海上丝绸之路及海外各地发生联系是一定存在可能性，这可以从蜀地与海上丝绸之路主港的联系、蜀地的交通以及蜀商等方面进行探讨。
1．成都与海上丝绸之路主港的联系。要探讨蜀地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联系必须先探讨蜀地与海上丝绸之路主港的联系问题，即蜀地是否是海上丝绸之路主港的经济腹地，成都只有通过与海上丝绸之路主港发生联系，才能与海外国家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沿着此一思路，需要考察成都在汉唐时期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徐闻以及广州等地的关系问题。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亚欧及世界各地进行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的海上通道，以东海起航线和南海起航线多个港口为主所形成的国际贸易网。现有研究表明，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南海起航的海上交通是目前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秦汉时期，南海“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徐闻古港，位于中国大陆最南端雷州半岛南部。此一地区很早就有人类的活动，先秦时期就成为中国海上贸易的重要港口。汉武帝鼎元六年始建县，徐闻港开始变得十分兴盛，成为汉代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之一。另外，北部湾东北部地区的合浦港也在先秦时期开始早期对外贸易。秦以后，灵渠开通，促进了中原地区与北部湾的经济、文化联系，由此促进合浦港在汉代崛起，成为当时与东南亚亚各国进行贸易的重要口岸。东汉时期，番禺（广州）兴起，取代徐闻、合浦成为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宋末至元代，泉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第一大港。明初实行海禁，后因倭寇作乱，泉州港也逐渐衰落，漳州月港则兴起，取代其主港地位。从海上丝绸之路主港的变迁可以发现，中国的海上贸易有由南海向东海转移的趋势，这与中国历代政治经济发展的形势息息相关。目前要从文献上找到直接的史料，证明成都与这些港口有着经济联系的证据较为困难，但仍然可以从海上丝绸之路主港考古发掘中寻找蛛丝马迹。但是，考古发掘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仅能提供零散的材料，不能提供系统的、大量的证据。从考古发掘和前人研究的资料来看，汉代巴蜀的影响已经远及南海沿岸。1960年广州三元里发掘的汉墓中，出土了漆扁壶，漆扁壶最早在四川青川考古中发掘出来。在汉代，成都是制作漆器的主要城市，漆扁壶是蜀地传统的漆器形状，故有研究者认为三元里汉墓中发现的漆器扁壶的器物形状明显受蜀地的影响，可能是秦朝修筑新道后在巴蜀地区或楚国故地（楚地漆器生产受巴蜀的影响）的漆器产品的影响推动下生产出来的。此外，对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也表明，在汉代尚有一条通往越南的水陆兼程的交通线路，通过此路由蜀入滇，西至大理，再沿红河可抵达越南河内，由河内出海则可通东南亚各国。有研究者认为这就是沟通蜀地、云南与中南半岛最古老的一条水道。以上两点似可表明汉代成都已经开始与南海地区发生某种程度的经济、文化联系，进而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海外发生联系。
2．蜀商与海上丝绸之路。汉唐时期，蜀地货物行销全国，表明巴蜀商人已经具备长途贸易的能力，蜀地商人通过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将巴蜀货物销往全国各地，在对外联系上起到先锋作用，因而蜀商通过长江航运将大量蜀地所产货物运输到沿海港口，是具备这样的能力。有研究者通过对活跃于南北丝绸之路以及各通都大邑的蜀商进行考察，认为早在西汉前期，蜀商已经“遍布长安、番禺等国内通都大邑，把蜀地商品远销至西域、中亚、印度、东南亚、东北亚等地。蜀商还充当了南方走私贸易的主角，内地与西南夷和南越国的走私活动主要为蜀商所为”。《史记·货殖列传》将卓氏和程郑两位蜀商放在西汉初年12位货殖高手和富商大贾之首，可见当时蜀商在全国的地位和活跃程度。蜀商的贸易活动可能已经通过以直接贸易和接力式的间接贸易相结合的形式，将蜀地所生产的物品和文化带到全国各地乃至异域。从南北丝绸之路发现的蜀地物产来看，蜀商在汉唐时期对成都的对外交流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其活动能力已不容小觑，对沿长江向东乃至向海上扩展应当也具备这个可能性的。
汉唐时期成都与长江流域各地区已经有了大量的贸易往来，蜀地货物遍及全国，蜀地文化也通过各种途径向外传播，与长江流域各种文化进行交流、融合。此一时期，蜀商已经具备了长途贸易的能力，在繁忙的南北丝绸之路和长江航线上都有蜀地物产和蜀商的身影。成都地处四川盆地，四面环山，闭塞的地形并未使成都形成保守的文化，相反蜀商大胆的利用其聪明才智在崇山峻岭、高山峡谷以及悬崖峭壁间探索开凿出一条条通往各地的贸易路线，蜀道之难，并没有阻止蜀商的脚步，蜀地物产北越秦岭、大巴山，东出夔门，西走龙门山地，南下滇池，以至异邦，而成都作为一个中心和枢纽或影响全国或影响巴蜀，从未断绝。正是因为如此，世界第一种纸币—— 交子才会在成都产生。
成都与丝绸之路佛教文化传播
古代成都不仅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商贸中心、交通枢纽，也是重要的文化中心，特别是南北朝时期成都成为丝绸之路上佛教在中国内地传播的中心之一。
近年来考古学家在巴蜀地区出土和采集到东汉末年至蜀汉时期的一些与有关佛教的遗物，如绵阳何家山钱树铜佛像、什邡佛塔画像砖、乐山麻浩1号崖墓佛像、乐山柿子湾1号崖墓佛像、乐山西湖塘施无畏陶俑、彭山崖墓钱树陶座佛像、忠县涂井崖墓钱树铜佛像、白毫相陶俑及陶屋模型等均是东汉末至三国时期的文化遗存。这些与佛教相关的文物，体现出犍陀罗乃至中亚的艺术特征，与北方丝绸之路关系密切，这些蜀地早期佛教遗存大部分是从印度、中亚经西域，穿越青海、河南道，经岷江河谷进入成都平原，然后顺长江而下向东南传播，并沿途留下印迹。东汉末三国时期，佛教传入蜀地，与本土正在兴起的道教文化迅速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本土化佛教文化，这一时期出现的佛像、类佛造像以及部分表面上看来是佛却并不是佛的祝祷冥福等造像，就是佛、道文化融合的产物。由于此一时期前巴蜀发现的早期佛教遗存数量不多，其具体的渊源和传入路径尚未成为定论，但它们的发现已经充分表明佛教已经传入蜀地。
东晋初年，由此北方大乱，北方的佛教徒大量向南方转移，由此促进了蜀中佛教兴起。东晋高僧释道安为避战乱，曾率400余僧众南行，途中两次分遣其同门及弟子，其中赴蜀者很多，他们之中有部分人成为益州高僧，声名最盛者当属释法和、释昙翼和释慧持等。其他高僧如贤护、法绪和释慧睿等也很有名望，特别是释慧睿开创了成都与天竺直接交流佛教的先例。这个时期东晋益州的官员对于佛教的态度也很开放，如益州刺史毛璩为弘扬佛法提供了不少有利条件，推动了佛教在蜀地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外地高僧来蜀传教弘法，大量寺庙也在成都等城市相继修建。
五胡乱华以后，丝绸之路河西走廊交通受阻，而经青海湖，沿陇南进入蜀西北，并顺岷江河谷进入成都平原的丝绸之路河南道兴起，成为继丝绸之路河西走廊之后又一条连接中国内地与西域的交通要道。丝绸之路河南道不仅是商贸交通的要道，也是佛教传播的又一条通道。
东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渗透到中国各地，形成了全社会崇尚佛教的风气，此一时期，佛教东传的一条重要路线就是丝绸之路河南道，即从中亚经过西域，进入青海、甘肃，经川西北，到成都汇集，然后再从成都向西南扩散，并沿长江而下传播到建业等城市。因而丝绸之路河南道上有大量僧侣往来于这条崎岖的道路上，他们多与国家使团、商队结伴而行，并多以成都为中转地。据记载：北印度的佛教高僧昙摩密多，从印度经龟兹、流沙、敦煌至凉州，于元嘉元年（424年）辗转至蜀，来到成都，带来了自己的佛学译著，提高了蜀地佛学水平，他在成都停留了很长时间，并在各大寺院讲经传法，数年后再顺长江而下前往建康。另外，高僧释智猛“以元嘉十四年（437年）入蜀，十六年七月造传纪所游历。元嘉末卒于成都”。又有西域僧人畺良耶舍于“元嘉十九年，西游岷蜀弘法”，后从成都至建康，翻译了大量的佛经。475年，高僧释法显于从建康起程，来到成都，再沿河南道至西域，最后到达天竺，沿途经历30余国，然后再经丝绸之路河南道回到成都，在成都停留后又返回建康，往返历时15年之久，沿途讲经求学，传播佛教，可谓西游求法的典型，比唐僧玄奘早数百年。刘宋时期，还有一位高僧释慧览也曾游学西域，后经河南道返回南朝，他曾居于成都左军寺讲经传法，对成都的佛教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此一时期，除了释法献、释慧览、昙摩密多三位高僧外，法显、释法绪、昙弘、释法汪、释慧睿、缰良耶舍、释智猛、僧伽跋摩、释僧隐、释玄畅、释明达等著名高僧也都是丝绸之路河南道上的行者，他们先后都在成都传播过佛学，甚至部分高僧则长期居于成都讲经传法。
齐梁时期，蜀地执政者需要利用佛教来稳固统治秩序，因而大力扶植和推广佛教，使高僧云集成都，如法瑗、释慧览、释僧隐、释法瑗、释道法、昙弘、释智猛等，这些佛法精深的高僧来到成都传法，缩短了蜀地与国内最高佛学水准的距离，佛学达到全国一流水平。齐梁时期。成都有多个佛教门派，各派代表人物皆各有所长，著述颇丰。释法琳为十诵律师，僧韶为毗昙师，周颙弘扬《三宗论》，僧郎为三论师，释宝彖著《涅槃》、《法华》等疏，僧旻著《成实论议疏》，此外，慧韶、警韶、智藏、宝渊、道超、僧乔等也是全国闻名的高僧，他们曾分别在成都各开法席诵读《涅槃》，在国内闻名一时。其时，成都常常有三四个法席同时开讲，听者踊跃，各种佛教活动规模宏大。与东晋和刘宋时期成都佛教主要依靠外来僧人不同，齐梁时期成都本土僧人崛起，如释法琳、法昙等均在蜀地出家，后赴外域求学佛法，归来在成都弘法；释宝渊、释智方等也自成都前往建康求学，学成后在扬越一带扬名立万，再携带佛经回到成都传法。此一个时期，成都佛教兴盛还有一个特点，即女尼不断增多。此外，南北各地高僧不仅入蜀传法，而且也有不少僧人是前来学法。
南陈时期，蜀地佛教在宋、齐、梁朝的基础上空前繁荣起来。无论是高僧数量、佛教活动规模，还是佛学著述及其影响等方面，比起国内其他各佛教中心都毫不逊色。《续高僧传》共记载了约40位蜀地高僧，其中既有外来留蜀的高僧，也有本土成长的高僧。最著名的外来僧人当属北贤豆犍陀罗沙门阇那崛多，他在蜀地曾任益州僧主，专事传译，是当时最为著名的异域来华翻译佛经的重要僧人之一。外地入蜀僧人有名者还有释智凝、王褒、庚信等。另外，本土成长起来的高僧人数则占多数，其著名者如释宝海、释慧恭、释僧晃、释智炫、释慧远等。佛教各学术派系宗师的数量甚多，阇那崛多在龙渊寺译《佛语经》、《妙法莲华经晋门品重诵谒》等；释道基在福成寺著《杂心玄章》及《抄》8卷，是当时著名的毗昙师；招提寺慧远既是毗昙师，为毗昙学流传于西南做出很大贡献，同时还是一位成实师；释智凝将瑜伽师学的重要典籍《摄论》传到蜀地。由于佛教对于社会稳定起了重要作用，故而统治阶级对佛教的扶持有增无减，在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下，佛教在成都和蜀地进一步发展，不仅对广大民众产生一定的吸引力，也不乏士人官员虔心信佛和富贵人家子弟出家向佛。
南北朝时期，成都作为佛教传播中心，既有大量高僧来此传法，也有越来越多的僧侣走出去，成为佛教在中国传播的使者，成都所生产的佛教物品、佛经和佛像也源源不断地向外输送。由于成都居于南北文化交通的枢纽，因而佛教文化也具有南北交融的特点。南北朝时期成都佛教的兴盛主要表现在寺庙多，规模大，佛像数量多。其时成都的佛教造像十分精美，独具特色。成都的佛像与北朝的云冈石窟和敦煌莫高窟佛像有若干相似之处，如佛蓄高髻，褒衣博带，菩萨的披巾在腹前交叉绕膝，有的戴平顶宝冠，项圈正中悬一珠，佛衣下摆和菩萨的裙缘在两腿左右呈锯齿状展开。佛和菩萨的身长与头的比例在5:1至6:1之间，头和手足稍大。成都出土的梁朝造像以本地山区所产红砂石为主要原料，兼有部分青石。红沙石质地柔软，易于雕刻，所以造像非常精细，衣纹细腻流畅，且多涂彩贴金。齐以前成都的佛像还保留了异域人物特征，肩部宽厚，身材魁梧。但梁朝以后，成都的佛和菩萨的脸呈扁圆形，特别是菩萨头戴宝冠，悬饰缯带，端庄秀丽，完全是当地少女的模样，颇具地方特点。
梁朝成都的佛像题材内容和尊像组合非常丰富，佛像脚踏覆莲，身后巨大的浮雕莲瓣与飞天相辉互映。释迦牟尼佛多为大型圆雕，身着通肩袈裟或褒衣博带式袈裟，袈裟在前面形成数道平行的圆弧纹，紧贴身体，宛如刚从水中出来一般。有的佛像组合以观世音菩萨为主尊，有的佛像为侧胁侍四菩萨和四弟子。佛像的造型一般是菩萨面颊丰盈，扭身耸臀，薄衣贴体，如梁中大通元年的佛像，着通肩衣，褶璧走向在胸腹间似流水回旋，衣摆下缘装饰连续的涡状纹；大同三年的佛像则是褒衣博带，衣褶飘举，如行云流水，极富旋律感和美感。这些佛像造型明显受到北朝佛像造型的影响，如佛或菩萨的衣服褶纹都是运用北齐曹仲达最早创造的人物衣服褶纹法，后人将这造型风格称为“曹衣出水”。梁朝成都的佛像与北朝、南朝的佛像有着密切的联系，并受其很大影响，但又表现出成都的特点。另外，成都的“佛教造像表现出浓郁的印度影响（笈多盛期秣菟罗佛像），是经犍陀罗、西域、吐谷浑直接传入的。这种新的风格经成都传入建业，对南朝佛像产生影响。” 齐末梁初，成都地区出现了中国最早的汉族式佛装——褒衣博带的双领下垂式袈裟，随后这种袈裟在蜀地大量流行，并迅速风行全国，成为梁以后中国主要的佛像服式之一，这是佛教中国化的结果，而这种佛教中国化表征最早出现在成都，说明以成都为中心的西蜀地区在佛教东传和汉化的过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南北朝时期，成都成为继洛阳、建业之后中国内地又一个佛教传播中心。而佛教在成都的发展，对于成都的城市空间格局、城市文化和人们的物质生活、精神文化生活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结语
数千年的发展历史表明，地理上的封闭性恰好促进了成都的开放性，推动了历代先民们为走出封闭的盆地进行了长期的不懈努力和奋勇开拓，从而使成都成为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和长江经济带及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成为汉唐时期中国对内对外开放的枢纽。因而，传承和弘扬成都优秀历史文化传统，转变发展观念和思路，抓住国家实施“一带一路”重大战略的机遇期，充分利用好自身的区位优势，主动融入到“一带一路”战略中，制定相应的有针对性的顶层规划设计，做到全方位、多层次的融入到“一带一路”战略中，借助这个新的平台为成都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推动成都发展成为国家中心城市和世界文化名城。
本文为“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参会论文，部分内容已发表于《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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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通讯 | 4月8日，何一民 教授：天府之国与天府文化（史学大讲堂第六讲）
2018-04-11 20:06
来源:
佚名
原标题：讲座通讯 | 4月8日，何一民 教授：天府之国与天府文化（史学大讲堂第六讲）
2018年4月8日晚，四川大学史学大讲堂第六讲“天府之国与天府文化”在四川大学江安校区文科楼二区负一楼学术报告厅举行。本次讲座由何一民教授主讲，鲍成志副院长主持。
在讲座开始前，鲍成志副院长首先介绍了何一民教授的学术背景。何一民教授是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城市研究所所长，任中国城市研究会副会长、四川省社科期刊协会会长、四川省历史学会副会长等。主要致力于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城市史教学与研究，是国内较早关注中国城市发展的学者，在学术研究方面有着非常突出的成就。
讲座伊始，何一民教授首先对讲座题目“天府之国与天府文化”进行了剖析。“文化”一词具有两个限度。在时间限度上，某一文化有其历史的变迁；与此同时，在空间限度上，文化在不同地区的表现各异，某一地域文化沿其空间限度展开。“天府文化”的概念是近来才提出的，而在此之前，“巴蜀文化”较为为人所熟知，但这一概念所对应的空间、时间与“天府文化”并不一致。“天府文化”作为一新的文化概念开始出现在世人面前，其相关问题值得关注、思考和讨论。
讲座现场
随后进入讲座主体，共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何一民教授介绍了天府以及天府之国的相关概念。“天府”这一名词在周朝已经出现，“天府”为当时“天官九府”之一。“天府”也由此具有了双重含义，既是自然之府，也是天子之府，它与国家政治、社会管理相融合，渐生出社会性的新意。而将“天府”作为一个地域名称则始于战国时期。苏秦从自然地理条件出发阐述其主张，在论述国家实力时，从政治、军事、经济和地理四个要素来分析，首次将“天府”作为地名。因此“天府”此时已不再是政府机构的名称，而是一个地区经济发达、军事强盛和综合实力强大的总称。“天府之国”概念的首次出现则是在汉代。汉初，张良提议定都关中，言“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络、代马之用……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也，天下之雄国也。”除此之外，他也从军事、地理、水运等方面对“天府之国”作有论述。关中地区具有地利之便，军事地理环境优渥，各种自然资源丰富，一度也以天府之国的形象进入人们的视野。而在东汉以后，关中地区的美誉逐渐消失，“天府之国”这一称号也逐渐转移。何一民教授认为，关中地区的衰落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长期的战争，黄河中游的陕西地区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开发的地区之一，长期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因而这个地区发生的战争次数最多，为中国各省之最。同时，战争规模大、破坏性强，导致关中地区社会凋落、人口损失、经济衰落、生态破坏，与战争较少的四川形成鲜明对比。二是过度开发导致的生态环境严重破坏，从周到汉的数百年间，关中地区人口大增。黄土高原被过度开发，植被减少、水土流失，伴随着一系列自然灾害，反过来削弱了关中的自我补给能力。第三是自然灾害频发，据史料记载，关中地区历史时期的自然灾害主要包括旱灾、洪涝、地震等，其中旱灾最为频繁。此外还有地震、风灾等其他灾害，这些自然灾害也对关中地区造成了巨大危害。如上原因都导致了关中地区的衰落，使其与“天府之国”渐远。“天府之国”始于关中而兴于巴蜀，四川地区经过大浪淘沙和历史沉淀，最终让“天府之国”成为其专有的文化符号和文化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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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一民教授
第二部分，何一民教授主要讲述了天府之国的基本特征。成都平原自然地理条件优越，沃野千里，物产丰饶；成都平原相较于黄河流域乃至世界其他早期文明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来看，更具有独特的优势。从宏观地理位置来看，成都位于中国四川盆地西部，属于典型的内陆腹地城市。但成都有着特殊的区位优势，即居于古代长江经济带、南方丝绸之路和北丝绸之路三大经济文化带的交汇点，既是中国与欧亚连接的地理中心，也是中国西部内陆城市的地理中心。在区位空间方面，成都位于中国的中原、西南、西北和长江中下游等宏观区域的中心，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从中观区域条件来看，成都平原处于东西南北各群族及其文化交流、互动和交汇的中心位置。从微观地理环境来看，成都三面环山，地处中央平原。任乃强先生曾言：“若以四川盆地与黄土高原比，则无亢旱之虞；与冲积之江浙平原比，则无卑湿之苦；与三熟之广东平原比，则无水潦之患；与肥沃之松辽平原比，则无霜雪之灾。”成都在中国各自然区域中优势非常明显。这种独特的地理条件一方面孕育和滋养了别具一格的古蜀文明，另一方面也为成都城市文明持续不断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三部分，何一民教授介绍了天府文化的形成、发展和演变。何一民教授指出，中华文化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文化系统，巴蜀文化则是其中的一个亚文化，而天府文化又是巴蜀文化下的一个子系统。天府文化的萌发于先秦古蜀国时期，是古蜀文明的传承和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成都及其周边地区相继发现了三星堆文化遗址、宝墩文化系列古城遗址、十二桥遗址、金沙遗址、商业街船棺墓葬遗址等，这些考古遗址与历史文献相互印证，进而揭开了古蜀国的神秘面纱。秦汉时期则是天府文化的形成期。天府文化的形成以统一的国家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的建立为基础，以传承和发展古蜀文化和中原文化为主线，以都江堰水利事业的开拓创新为条件，以农业的大发展和工商业的繁荣为动力，以天府之国的形成为前提，以文化教育的发展为支撑。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并长期得到世人的认可，除了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以外，也与天府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有着密切联系。从三国两晋南北朝直至宋代，是天府文化的成长期与鼎盛期。隋唐五代时期天府文化进入了第二个发展高峰，有着“扬一益二”的说法。元明清时期直至抗日战争期间，则是天府文化的衰落与曲折发展期。元明清时期，天府文化屡遭战争的严重破坏而处于衰退和曲折发展之中，明清之际长期的战争和张献忠对成都的毁城以及随之而来的瘟疫、饥荒等，导致四川人口大幅度减少，天府文化走向颓败。抗战期间，四川成为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大后方基地，国内诸多高校与优秀人才入川，进一步融合东西方新文化，推动了天府文化向近代的转型。
讲座现场
第四部分，何一民教授讲述了天府文化的重要文化内涵。首先是天府文化中“天人合一、和谐包容的文化气度和人文精神”。何一民教授认为，天府文化的基本内涵就是“天人合一”思想，就是强调人世间的事与物都应该通过效法天，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这种人与自然的和谐观念，成为两千多年来天府文化最重要的内涵之一。这是一种独特的人文精神。第二个重要特征则是创新创造的文化精神。自古以来，筚路蓝缕、开拓创新的精神就流淌在天府之国人们的血液中。成都的发展波澜起伏，既有辉煌和繁荣，又曾多次遭到破坏。但在每次破坏之后，成都始终保持区域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这是成都城市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第三个特征即是崇文重教的文化传统。“天府文化”中的一个独特内涵便是人们乐观自信、优雅时尚的生活态度。同时，人们有着“好文雅”、“颇慕文学”的文化风尚。成都人文荟萃，名人雅士云集。
最后，何一民教授总结道，当今天府之国的人们在努力工作的同时又能享受生活，正是一种张弛有度的文化体制的体现。他们既传统又时尚，既地方又世界，不断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天府文化的很多内涵都值得我们继续传承发扬。在当今，如何对天府文化进行传承与创新，如何将天府文化转化为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世界文化名城的动力，是我们需要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讲座之后，现场师生就汉代四川地区粮食产量等问题进行提问，何一民教授认为除了成都平原的农业较为发达，其他丘陵地区如阆中、雅安以南地区都较为落后。鲍成志副院长也对问题回答进行了相关补充。
同学提问
最后，鲍成志副院长再次代表川大师生对何一民教授的精彩演讲表示感谢，讲座在热烈掌声中圆满落幕。
供稿：李梓嫣
摄影：郜一宁
编辑：李梓嫣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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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一民，1953年出生，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所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委，四川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四川大学985学科群和211重点学科群学术带头人，中国古都学会副会长，中国城市史研究会副会长，四川省社科学术期刊协会会长，四川省高校文科学报学会会长，四川省历史学会副会长、成都历史学会会长、成都古都学会会长，四川省政协委员、四川省国有企业投资与规划咨询顾问委员会委员，曾获国务院特殊津贴。 先后主持了国家清史编纂工程《清史·城市志》，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重点课题“20世纪新疆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重点项目“中国城市通史编纂”，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课题“中国近现代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重点课题“西藏城市与社会变迁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课题“近代中国衰落城市研究”；教育部十一五家哲学社会科学后期资助课题“新中国建立初期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研究”，教育部十五博士点基金课题“20世纪西部中等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巴蜀文化通史·城市文化卷”，成都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成都通史·民国卷”，成都市重点课题“成都学概论”研究；日本住友财团基金项目“人类共有的遗产——成都京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西藏的历史与现实”子课题《西藏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研究（17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国家社科基金《20世纪新疆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城市通史》，出版《中国城市史》、《〈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等专著十余部。在《近代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史林》、《学术月刊》《当代中国史研究》《城市发展研究》、《社会科学》等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其中被《人大复印资料》、《新华文摘》、《高等学校学术文摘》转载十余篇。曾获得国家社科规划优秀等三奖1项，教育部二等奖1项，四川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三等奖3项，成都市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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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导师
何一民教授
姓名
何一民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53年6月
籍贯
四川省成都
职称
教授 博导
职务
西部开发研究所副院长
城市研究所所长
中国古都学会理事，四川省史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四川省中华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成都古都学会常务副会长，成都市城市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四川省高等学校教师职称评委会学科评委，获国务院
“政府特殊津贴奖”。
川大教授何一民领衔主编《中国城市通史》450余万字系统梳理中国城市数千年生长史_腾讯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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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大教授何一民领衔主编《中国城市通史》450余万字系统梳理中国城市数千年生长史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们对城市史的关注超过以往任何时期。
2022年春，一本名为《中国城市通史》的城市史专著，由四川大学出版社推出，系统梳理数千年间中国城市生长史。
这本专著是以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何一民教授为首席专家的研究团队，倾几十年之力编著完成，堪称当前中国城市史研究领域集大成者，为高等院校开设中国城市发展课程奉献了一部全面系统的教科书。这本书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也是“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和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何一民教授
身为《中国城市通史》的主编 ，何一民教授曾写出《中国城市史纲》《中国城市史》《近代中国城市与社会变迁》《近代中国衰落城市研究》等专著，这也为他主编《中国城市通史》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此外，何一民领衔的整个团队，还充分吸取学术界目前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资料和相关论著的基础上，对中国城市发展规律和重大理论进行了探讨、提炼。在编纂《中国城市通史》过程中，他们秉承中国修史传统精神，力求遵照“搜采欲博，考评欲精，职任欲分，义例欲一，秉笔欲直，持论欲平”等原则。
《中国城市通史》系统梳理了从史前时期至新中国成立前的数千年间中国城市从孕育到生长的发展变迁过程，从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出发对历史上中国城市的发展变迁加以考察。按朝代顺序将中国城市发展历史分为七个时期，每一时期编纂一卷，分别为绪论卷、先秦卷、秦汉魏晋南北朝卷、隋唐五代卷、宋辽夏金卷、元明卷、清代卷、民国卷，共八卷七册，计450余万字，涵盖每个时期城市的空间形态、经济发展、人口数量、管理制度、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
《中国城市通史》在理论视角、学科构建、学术思想方面都有较大突破。比如说，中国城市通史突破学界过去只关注内地城市的研究范式，将历史时期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城市发展纳入中国城市发展史之中，在魏晋南北朝卷、辽宋夏金卷、元明卷、清代卷设置了少数民族专题，其中，对与宋朝并立的辽、金、夏三个少数民族政权所辖城市进行系统考察，等等，打破了以往中国城市史中狭隘的地域界限，有助于增进人们对中华文明发展全貌的认识。
关于城市起源问题，《中国城市通史》认为，城市起源并非三次大分工的产物，而是早于手工业与农业的分工，更早于商业与手工业的分工，并强调学界之前关于三次大分工忽略了城乡分工与脑体分工在推动人类由野蛮社会向文明社会中的作用。
这本书也得到专业学者的认同。熊月之教授在评价该书时提到，“《中国城市通史》视野宏阔，体大思精，既从总体史角度对中国城市发展变迁的全过程加以探讨，又对不同时期的城市空间形态、城市经济、城市人口、城市管理、城市社会生活等多层面进行细致研究，揭示了不同时期中国城市发展特点，再现了中国城市的发展轨迹,突显了中国城市史在世界城市史中的独特地位。此书在手，读者可对中国城市历史有较为全面、系统、立体的认识。”
（图片均由何一民教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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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何一民教授主编的国家社科重点项目《中国城市通史》出版
发布时间 ：2021年10月19日 浏览量 ：
近日，我校何一民教授主编《中国城市通史》由四川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该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研究成果，也是“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和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中国城市通史》是集何一民教授30余年的心血编写而成，是在何一民教授所著《中国城市史纲》、《中国城市史》、《近代中国城市与社会变迁》、《近代中国衰落城市研究》等著作基础上编写而成，也是集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的研究力量共同研究而成。何一民教授等人在历史唯物史观的指导下，禀承中国修史传统精神，力求按照“搜采欲博，考评欲精，职任欲分，义例欲一，秉笔欲直，持论欲平”等原则来编纂《中国城市通史》，他们在充分吸取学术界目前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资料和相关论著的基础上，对中国城市发展规律和重大理论进行了探讨、提炼和升华，进而形成了《中国城市通史》最终成果。《中国城市通史》以中国城市历史基本脉络及总体特征为中心，以城市文明的演变作为主线，以历史变迁为经，以城市结构为纬，按朝代顺序将中国城市发展历史分为七个时期，每一时期编纂一卷，分别为先秦卷、秦汉魏晋南北朝卷、隋唐五代卷、宋辽夏金卷、元明卷、清代卷、民国卷，再加绪论卷，凡八卷七册，计450余万字。
《中国城市通史》从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对中国城市数千年的发展变迁加以考察，内容涉及城市政治、经济、军事、自然、社会、文化、教育、建筑、交通、金融等各个方面。作为中国第一部通史性城市史专著，本书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城市的缘起及发展演变，全面地展现了中国城市所承载的独特文明以及华民族对人类文明所做的巨大贡献。
《中国城市通史》高度重视中国多民族地区城市史研究，将内陆边疆地区城市纳入中华文明整体史体系中。长期以来，对中国城市历史的研究较多地集中在以汉族为主的农耕文明地区，而对东北、北部、西北和青藏高原等内陆边疆城市发展史较少关注。因此，本课题较前人有一个重要的创新，就是在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理论指导下，强调中国整体观，不仅重视对汉文化地区城市史的研究，而且也强化了对不同时期民族地区城市史的研究，
《中国城市通史》的出版将对中国城市史学科的形成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使中国城市史研究得到突破和超越，使读者对中国城市历史有更加全面、系统、立体的认识，进而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提供新的研究平台，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史研究理论体系的构建。中国城市史研究会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熊月之研究员认为“《中国城市通史》的出版，必将有力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城市史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构建。”中国城市史研究会副会长、《城市史研究》主编张利民研究员认为：“《中国城市通史》系统阐述了中国城市的发展脉络和特点，分析了不同时期城市的兴衰流变，揭示了中国城市的本质和特点，阐释了其历史地位和贡献，是对中国城市发展进行总体史研究较为系统的巨著。全书视野宏大，整体史观鲜明，富有时代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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