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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拓（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现代杂文家、政论家、新闻工作者）_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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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中文名邓拓别    名邓子健（原名）、马南邨（笔名）国    籍中国民    族汉族出生地福建闽侯出生日期1912年2月26日逝世日期1966年5月18日毕业院校河南大学职    业杂文家、诗人、政论家、历史学家、新闻工作者代表作品《中国救荒史》《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目录1人物经历2个人生活3主要作品4主要成就▪新闻思想▪文学创作5人物评价6后世纪念人物经历播报编辑邓拓的书法作品(6张)1912年，出生于福建福州乌石山麓。1919年，进入闽侯小学就读。1923年，升入三牧坊中学。1926年冬，与同学傅衣凌等人组织了“野草社”，并自费出版了他们自己编著的刊物《野草》。 [1]1929年夏，邓拓从福建省立第一高中毕业；同年秋，考取上海光华大学政治法律系。1930年6月，离开光华大学，前往参加左翼文化运动；同年冬，参加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夏，参加了上海法政学院的一次考试，后又插班进入上海政法学院政治经济系。入党后，邓拓一面在法政学院学习，一面积极的从事左翼文化活动，担任了中共上海法南区宣传干事、宣传部长和中共南市区工委书记等职。 [16]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法政学院成立了“抗日救国会”，学校组织抗日演讲队，分赴卢湾、八仙桥、龙华路等地进行抗日形势的宣传，邓拓作为学生会干部，出面参加了一些会议组织的接待工作。1932年12月11日，邓拓因参加上海纪念“广州暴动”五周年中被捕。关押期间，邓拓遭受残酷迫害。 [16]1933年春，邓拓父亲托人将邓拓保释出狱，邓拓有感，作《出狱》诗一首；同年秋，回到福州，拜访了一些同学和老师；10月，以“邓云特”的署名发表了题为《形式逻辑还是辩证法》一文；12月，参加了人民政府文化委员会的工作，负责宣传联络工作，白天外出，晚上走访一些工人家庭。1934年春，抵达上海，在六里桥一个中学任教员，并通过友人介绍参加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同年秋天，西行北上，前往开封，进入河南大学经济系。 [16-17]1935年，一二·九运动展开后，平、津学生联合会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同年10月，以“邓云特”笔名发表了《中国社会经济长期停滞的考察》一文。1936年暑假后，邓拓在开封参加了“民先”，并先后担任河南大学支部、开封“民先”运动支队长，进行散发传单、联络工友、进行爱国救亡的宣传，并创作了专著《中国救荒史》，分析了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灾荒发生发展的历史。 [17]1937年春，在一次“民先”活动中，被国民党蓝衣社特务逮捕，关进了监狱。不久，全面抗战开始，国民党当局迫于抗战的形势，释放了一批政治犯，邓拓在关押一个月后出狱。出狱后，他曾作为“战地服务团”一员到河北束鹿一带前线慰劳抗战的军队；9月，在一位朋友的安排下，奔赴晋察冀根据地。为了表示要开拓新的生活，开创新的天地，他的名字由邓子健、邓云特改为邓拓。邓拓到边区后首先在边区省委工作，12月，省委成立军政干校，邓拓被安排到干校当政治教员。 [17]1938年2月，边区党刊《战线》创办，邓拓参加了编辑工作；4月，抵达晋察冀边区进行《抗敌报》工作，担任报社编辑部主任，开启了新闻生涯；4月中旬，《抗敌报》（后于1940年12月改为《晋察冀日报》）由军区政治部划出改为边区党的机关报，邓拓担任主任，负责全面工作；7月3日，以殷洲为笔名在《抗敌报》上发表诗作《历史的壮观》；10月1日，因日寇入侵，报社在邓拓的领导下，分成两个梯队，从五台山往阜平方向转移。抗战期间，邓拓坚持同日寇进行斗战，克服印刷条件办报。 [17-18]1939年2月26日，在晋察冀边区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作了题为《三民主义的现实主义与文艺创作诸问题》的长篇报告。1940年12月11日，发表《一党专政还是民主宪政》的社论，对国民党少数人搞专政独裁，妄图破坏民族统一战线的伎俩进行了揭露。 [18]1941年2月，在《晋察冀日报》上发表了《论民族气节》的社论，深入论述了发扬民族精神的问题；3月，邓拓以狄曼公笔名发表《唯物辩证法简编》（连载）的文章，此后一共发有8篇文章。 [18]1942年，《晋察冀日报》发表了邓拓执笔的社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社论系统的评价和论述毛泽东思想。 [19]1944年后，《晋察冀日报》在中央指示下检查工作，邓拓多次在报社工作会议上检查了领导工作的缺点，并遵照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全党办报”的方针，在《晋察冀日报》上发表了《贯彻执行全党办报》的社论；4月3日，在边区通讯工作会议中，作了《改造我们通讯工作的报道方法》的报告。 [19]1945年5月，在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的领导下，主持编辑出版了中国革命历史上第一部《毛泽东选集》。 [19]1948年6月，随着解放区形势的发展，《晋察冀日报》奉命与晋冀鲁豫的《人民日报》合并，作为“十年患难与共”的报社主要负责人，邓拓赋诗一首，题为《晋察冀日报终刊》；12月，随彭真、刘澜涛等领导同志从平山县前往北平西山； [18]12月13日，被任命为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协助市委宣传部长赵毅敏工作。 [3]1949年2月2日，协助彭真、赵毅敏等人一起审定《人民日报·北平版》创刊号。 [3]3月，随晋察冀中央局（华北局）大队人马进驻北平西山，协助参加城市的接管工作；3月15日，《人民日报》的北平版即停刊，改出《北平解放报》，邓拓任社长；6月，由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任命邓拓为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委员；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邓拓作为解放区新闻工作者的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同年秋天，出任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总编辑，同时兼任北京市委的宣传部长。 [20]1949年年底，为市委起草了第二期工作决定《中共北平市委关于加强城市管理与生产建设的决定》，对建国后城市的社会治安、经济管理和建设、党的领导、思想文化的教育以及职工纪律等作了认真的分析；12月6日，北京大学法学院委任邓拓为兼职教授。 [20]1950年6月12日，前往燕京大学作了题目为《谈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的报告；6月17日，在北京向民主促进会的部分政协人士宣讲《中国革命前途问题》，分析了实行共同纲领，恢复生产，争取和平转变的问题；6月18日，他前往清华大学作题为《新革命中党的领导和建设的问题》的报告； [20]同年，创作了《是谁领导五四运动》《中国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等文章。 [21]1952年，为纪念苏联《真理报》出版40周年，写了《为新生活而斗争的有力武器》的文章，介绍了中国报纸的在新生活斗争中的作用； [20]6月，范长江调离人民日报，邓拓作为总编辑主持人民日报全面工作。 [3]1954年2月，率中国新闻代表团访问莫斯科。1955年，受聘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学术委员，并承拍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专题。1956年春，率中国新闻代表团访问波兰； [20]7月，在邓拓的具体指导下，《人民日报》进行了改版；8月15日，在党总支会上作了《关于编委会的领导工作问题》的发言，就思想领导和业务领导方面发表一些意见。 [21]1957年，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成立，邓拓任主席； [20]4月，因在《人民日报》排发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等社论，遭受了“书生办报，死人办报”等不公正的错误批判； [4]5月11日，在《人民日报》上以“卜无忌”的笔名发表杂文《废弃“庸人政治”》； [21]6月，吴冷西到人民日报任总编辑，邓拓任社长； [3]同年夏天；将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中国救荒史》作了“技术性修改”后重新出版，由文言体改为白话体；同年年底，沿着新修的宝成铁路南行，写下了《英雄的路——宝成路正式通车有感》和《陈仓道上》两篇散文。 [21]1958年4月21日，邓拓在人民日报社编委会召开的扩大会上，作了讲话，对报纸在建国以来执行党的宣传方针中的经验教训作了回顾，检讨了一些问题； [21]8月，任命为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1960年12月，在北京市历史学会成立大会上作了关于反对用学术问题搞政治阴谋的报告。 [21]1961年3月19日，应《北京晚报》之约，以“马南邨”为笔名撰写《燕山夜话》专栏杂文，其中对大跃进政策做了含蓄的但是尖锐的批评，并迂回地为当时被打倒的彭德怀辩护，试图为彭争取公正的待遇。 [4] [8]1962年2月，在北京市委召开的关于历史学报告会上，作了《毛泽东思想开辟了中国历史科学发展的道路》的长篇发言； [21]8月，在北京市委召开的学校政工干部学习会上对“大跃进”运动进行了分析；9月，与吴晗、廖沫沙合作，在《前线》杂志上开设专栏《三家村札记》撰写杂文；11月，收结了《燕山夜话》最后一集，交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22]1964年3月，前往到内蒙古召开会议，多次同《包头日报》社和有关同志谈报道宣传坚持实事求是的问题。1965年，写下《记梦——用毛主席〈答友人〉七律原韵》诗作；12月，以“向阳生”的笔名在《北京日报》上发表了《从〈海瑞罢官〉说到道德继承》。 [22]1966年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杭州三次同康生、江青等人谈话，点名批评《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9]4月16日，《北京日报》刊发了《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材料》和《前线》《北京日报》的“编者按”。这是最早公开批判“三家村”的文字，文章发表后，邓拓被勒令在家停职检查。 [10]1966年5月8日，江青发表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诬蔑邓拓“是‘三家村’黑店的掌柜”“是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一个头目”“为资产阶级复辟鸣锣开道”，指责《燕山夜话》“是地地道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同日，关锋发表了化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诬蔑北京市委“包庇”“三家村”。 [11-13]1966年5月10日，姚文元发表《评“三家村”——〈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文章诬蔑邓拓、吴晗、廖沫沙的写作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5月16日，戚本禹发表《评〈前线〉〈北京日报〉资产阶级立场》，诬蔑邓拓是历史上的叛徒。 [11-13]自此，报刊上批判“三家村”的文章越来越密，各个省市、各条战线、各界人士举行集会声讨邓拓“黑帮”的消息连篇累牍。 [10]1966年5月17日深夜，在经历了大量莫须有的批判后，邓拓写下遗书；5月18日，服安眠药自尽，终年54岁。 [10]1979年，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委正式决定为“三家村反党集团”冤案彻底平反。北京市委在《关于“三家村”冤案的平反决定》中指出：“林彪、‘四人帮’和那个顾问诬蔑邓拓（原北京市委文教书记兼北京市委党刊《前线》主编）、吴晗（原北京市副市长）、廖沫沙（原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三同志是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并强加以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种种罪名，完全是出于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而有组织、有计划地制造的大冤案，应予全部推倒。” [10]邓拓生活照个人生活播报编辑情感生活1941年初的一天，邓拓从处理来稿中发现了一篇题为《血的控诉》的文章。写的是边区平山县的一个童养媳因积极参加村里的抗日活动，被公婆和丈夫害死后尸体也被烧红的铁棍烫得惨不忍睹的事实。多年来，在边区个别地方，曾发生过抗日积极分子遭迫害的事件。这篇署名“路群”的作者就是以亲眼见到的“珠妮事件”，投书报社，为抗日积极分子和妇女们伸冤。“路群”就是后来与邓拓结为伴侣的丁一岚的笔名。当时，她在平山县边区四分区救国会做宣传工作。丁一岚出生在天津一个铁路职工的家庭。《血的控诉》一文寄出后，6月中旬，在这件残害事件发生四个多月之后，边区平山县政府作出正式判决，将两名主犯执行枪决。几天后，丁一岚收到了一封信。这是《晋察冀日报》社长邓拓的亲笔信。信中，邓拓很客气地对她的文章给予称赞，并鼓励她多向报社反映妇女工作的情况，多采写稿件。丁一岚十分友好地给邓拓回了信，这成了他们相识、结合的最初缘由。1941年12月，丁一岚的好友任敏和另一位女同志安排了她与邓拓的会见，在瓦口川边晋察冀边区保育院朋友家中，这两位通信达一年之久的“有情人”终于相见。1943年初，邓拓和丁一岚向边区党组织递了结婚申请书，经聂荣臻司令员批准后，于那年3月7日举行了婚礼。结婚后，丁一岚仍在四分区工作，过了一段时间后，才调到报社。1944年，邓拓与丁一岚同时进了中央局学校学习班。在这里，他们认真读了一些革命理论的书籍，受到了马列主义教育。 [22]邓拓与丁一岚笔名由来马南邨是邓拓的笔名，马南邨取马兰村的谐音，马兰村位于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镇，是太行深处一座小村庄，在河北省地图上都找不到。但这里是原《晋察冀日报》根据地，第一部《毛泽东选集》诞生的地方。 [14]1943年秋，一股日寇进犯马兰村，企图一举消灭报社。在乡亲们的掩护下，报社安全隐蔽，敌人在马兰村一连折腾了7天，一无所获。马兰村的游击组还运用地雷、冷枪歼灭了不少敌人。日寇丧心病狂地进行报复，抓来了40多名马兰村的乡亲严刑逼问报社的去向和机器器材的下落。马兰村的乡亲们宁死不屈，14人为保护报社献出了生命。后来，邓拓采用马兰村的谐音“马南邨”为笔名撰写文章，以此表达对马兰村乡亲们永志不忘。 [24]亲人家属邓拓的大女儿是邓小岚，1943年生于河北阜平，大学毕业后曾到山东工作，退休前在北京市公安系统工作。邓拓的三女儿是邓小虹，1952年生于北京，曾任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妇产科专家。邓拓的四子是邓壮，1953年生于北京，曾任中国文联出版社主任编辑、副社长。 [25]主要作品播报编辑名称时间体裁出版社《中国救荒史》1937年史学著作商务印书馆《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1959年史学著作三联书店《燕山夜话》1963年杂文集北京出版社《三家村札记》（与吴晗、廖沫沙合著）1979年杂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邓拓诗词选》1979年诗词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邓拓散文》1980年散文集人民日报出版社《邓拓诗文选》1986年诗文选集人民日报出版社《邓拓文集》（1—4卷）1986年文集北京出版社参考资料： [2]主要成就播报编辑新闻思想求真务实邓拓在求学中没有学过新闻学，也没有从事过这个行业，他所有的新闻理论和思想都是他实践得出来的真知。多年的新闻工作实践使邓拓积累了丰富的新闻工作经验，实践提出了理论要求，实践需要发展理论。正是这种从实践中探讨和提炼理论问题，用来指导实践，使邓拓新闻思想呈现出求实的特点。在去晋察冀边区工作之前，邓拓没有任何新闻工作经历和经验。主持《晋察冀日报》工作时，邓拓是边干边学，通过实践摸索出办报的思想和方法，在实践过程中得出了许多独特的办报思想，如“游击办报”。实践出真知，由实践得出来的真理尤其符合当时客观的生产生活环境，对实践有着指导作用。理论和实践相辅相成，指导实践向前发展。在领导《人民日报》时，从战争转向和平建设，随着环境的变化，办报的思想和方法也要随之改变，邓拓从实际工作中提炼出一些求实的新闻思想，如加强报纸的宣传，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加强社论的编发。《人民日报》改革后，提倡走出报社大门到生产建设中去，写作反映建设者的建设工作和生活的文章。新闻理论也要不断创新，邓拓在之后的社论写作有新的变化，转向扑捉新生活的素材，客观反映社会生活的面貌，他的社论报道着眼于群众的实际工作和生活，都是针对事实来理论，而不是空论，泛论。 [29]史家办报邓拓担任《人民日报》总编时曾说过：“新闻工作就是治当代史”。邓拓从小就开始接触中国传统古典文化，熟读史书，在史学研究方面也做出卓越的成就。他深厚的史学修养和高深的史学造诣，都体现在他的新闻思想当中。邓拓的史家办报又有两个特色，一是敢说真话，表达对国家、对人民的关注，对历史、对社会及人民的责任心。二是在新闻评论中融入史识，借古讽今。《晋察冀日报》“三千页战史”真实客观全面地记载了晋察冀边区的革命斗争和生产生活，他曾经说过要使该报成为“晋察冀边区广大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新时期的奋斗的标准。”在主持《人民日报》期间，邓拓撰写60篇社论，这些评论以“敢说真话”而著称，表露他史家办报的锋芒。邓拓敢于在社论中用史识借古讽今，对生活中不良的思想问题加以针砭。《燕山夜话》合集谈古论今、旁征博引，体现了邓拓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的史家办报的特色。他把新闻的反映客观现实、注重实践精神和史籍相结合，借一些典故和史实，总结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的经验教训，以史为鉴。《燕山夜话》中对历史人物的评论并没有冲淡对现实的关注，而是更能体现出他对现实国家和民生的关怀。这些都体现了邓拓史家办报的风格。 [29]现实指导在整个新闻工作生涯中，邓拓一直注意对实际问题的研究，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他的文章把高度的理论水平同实际生活中的问题联系起来，把深奥的理论同实际生活中的思想问题联系起来，即深刻又通俗，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导性。邓拓在晋察冀边区工作时，他主持《晋察冀日报》真实反映客观现实，服务于战争现时状况，边区反“扫荡”形势紧张，群众中和干部中的思想问题、工作问题很多，就越需要及时解决。每年反围攻、反“扫荡”大战以前，报社差不多都发表几篇甚至十来篇社论后，才紧急转移，几乎被敌人围住。如此拼命的目的之一是，争取把最急迫的迎战工作问题，用社论这种重要形式指出来，出建议，引起各方重视，及时发挥指导作用。他的社论，旗帜鲜明的宣传党的方针和政策。他把社论作为引导和教育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有力的思想武器。他的社论主要是两类，一是生产方面的，关于农事生产及边区建设和战争的关系等问题的论述。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指导人们在党的路线方针下组织春耕生产和反扫荡时坚壁清野工作。二是关于战争下的民众工作，包括战时宣传动员、揭露敌人鞭笞丑恶，鼓舞人民革命斗争的决心和勇气。正是这种宣传群众、武装群众、鼓舞群众的新闻思想，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愿望，对现实的革命斗争和生产具有指导作用。正由于邓拓新闻思想的这个特点，《晋察冀日报》成为晋察冀边区的一面旗帜，民族的号筒。 [29]群众路线在新闻实践中，邓拓将家国情怀的价值理念和实事求是的办报规律落实为具体的新闻生产流程，就是坚持“群众路线”的办报方针，并将能否坚持这条方针视为决定报纸存亡的生命线。但邓拓的“群众路线”与西方的言论自由权、知情权、接近权等现代性观念是不同的。邓拓认为，是否真正践行群众路线是由报纸的版面决定的，媒介的公信力是在与群众的不断互动中建立起来的，真实的群众内容才是通讯的惟一生命。为此，记者要走出社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倾听他们的呼声，听取他们的意见，理解他们的意愿，真实、全面地呈现广大群众的生活状态和情感需求，揭露和批判各种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行为。同时，邓拓认为，党报是与广大人民群众相联系的，新闻也是要讲给广大群众听的，这就要求党报工作者摈弃虚情假意的“欧化腔”“文艺腔”和各种高高在上的“官腔”，讲真话，吐真情，采用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方式报道新闻，用朴实无华的语言阐释党的方针政策，体裁要通俗，文章结构要通俗，语汇、语法通俗，在让群众听得懂的同时，感觉到党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关怀与温暖。在1956年的《人民日报》改版中，他也反复强调，群众中“绝大多数人很难有时间看长文章，因此，除了很少的例外，报纸上的文章总是越短越好。” [30]舆论引导舆论引导是党报的核心功能。毛泽东认为邓拓“优柔寡断”，是“书生办报”。实际上邓拓是非常重视党报的舆论引导工作的，只是他作为党报工作领导者，要遵守党的宣传纪律和程序。在邓拓看来，党报的舆论引导能力源于它对新闻传播规律的尊重，及由此而来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关键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遵守党的宣传纪律。作为中共党员，他要遵守组织纪律，保持高度的政治警觉；作为新闻人，他要守住真理原则，遵循新闻规律。否则，“锣鼓一响”，报纸就“跑到街上来”，无组织，无原则，在损害党报公信力的同时，最终也会丧失它对群众的舆论引导能力。面对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他始终坚持先请示，得到批准后再稳步行事的宣传纪律。对于重大报道任务，他带领报社人员，制订详细、具体的宣传计划。如果宣传计划没有得到批示，就硬着头皮按兵不动。这种政治上的忠诚、组织上的慎重和对党报工作的严谨，体现了邓拓对党报权威的爱护。邓拓提出，社论要“落地”，就必须落实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从分析当前形势和群众生活中，提出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这样才能有的放矢地对群众进行舆论动员，引导广大群众投身于党所领导的各项工作中来，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这才是真正的大局意识和中心任务。如此，党报在服务大局、关心群众中进一步提升舆论引导能力，在提升舆论引导能力中更好地服务大局和关心群众生活，按照群众路线进行新闻生产，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党报的舆论引导能力。 [30]文学创作救荒思想1937年，邓拓发表了研究中国历代灾荒的专著《中国救荒史》在写就《中国救荒史》之前，邓拓已经在各大报刊上发表了近十篇十几万字研究历史的学术论文。在《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问题》《再论中国封建社会“停滞”问题》中，邓拓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了大量的历史材料，反驳了当时史学界“几乎都一致认为，中国没有走上产业资本主义道路以前，有一个‘长期停滞’的状态”，“它和其他社会形态一样，曾经有过许多发展变化”，但依然是封建社会，在当时史学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上述这些历史学术文章，为邓拓写作《中国救荒史》打下了研究基础。邓拓在广泛占有资料、全面研究历史之后，在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的一段时间，邓拓开始写作《中国救荒史》。全书共计24万字，用文言文写成，成稿1937年6月就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等到1958年再版之时，改为语文体，由三联书店出版。《中国救荒史》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第一部研究中国历代灾荒的个人专著，奠定了邓拓在史学研究方面的地位。邓拓在该书中，客观真实地对中国历代灾荒进行了梳理，指出“我国的灾荒之多，世所罕有”，对历朝历代的灾害情况作了全面系统的记录和分析，提出了灾荒的成因和影响。在邓拓看来，很多历代学者把灾荒形成的原因归结到自然条件上，甚至看成是唯一决定因素，是非常不妥当的。他提出了灾荒形成的成因是“驾乎自然条件之上”的“人为的社会条件”，比如战争，一方面“可以促进灾荒的发展”，另一方面，“可以助长战争的蔓延”。邓拓在对灾荒史实的研究和梳理过程中，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将对自然条件的不受控制引向对人类社会问题和社会关系的追问上，既体现了作者扎实深厚的学术和史学素养，又体现了作者关注民生疾苦，关注人类社会关系，同情和批判社会不公的“士大夫”情怀。“关注灾荒，是为了救荒”的邓拓还在书中研究了历代救荒思想以及救荒措施的发展，对历朝历代的救荒政策进行了反思，并提出真正有效的救荒政策，从根本上说，在过去阶级社会的任何时代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当人民群众做了社会的主人，才能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揭开救荒史新的一页。 [26]诗歌创作邓拓的诗歌创作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和历史底蕴。从少年起，邓拓在其父亲邓鸥予的启蒙熏染下，就喜爱写旧体诗。他的早期诗歌已经开始体现他的世界观和人生理想的树立过程。邓拓创作的早期诗歌，从写作体例上看一般都是律诗，从风格上看集中体现了凝重深沉的思想感情和典雅谨严的艺术风格。邓拓的诗歌，是和他的世界观分不开的，他的诗思、他的诗才、他的诗魂、他的诗意，就蕴含在他的共产主义世界观里，而他不惜生命为之终身奋斗的理想抱负，又是通过他的诗歌作品呈现出来。 [26]社论创作在抗日战争期间，邓拓的社论以鲜明的政治立场和高度的党性原则作为主要特征。这也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报纸区别于其它报纸的重要标志。无产阶级政党利用自己的报纸作为宣传群众、武装群众、鼓舞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有力武器。邓拓作为《晋察冀日报》报社及政论文章的主要撰稿人和组织者，为把报纸办成党在边区的喉舌和号角，呕心沥血，这在他为报纸撰写的社论中得到深刻的体现。邓拓的社论包括有以下几类内容：第一类社论是迅速及时传达党的有关方针政策，主旨集中，文字简洁流畅。第二类社论从捍卫党和人民的立场出发，表达邓拓对某一方面和某一共同性、规律性问题的理解，政治性强，主旨尖锐。第三类是理论文章，体现了邓拓较高的马列主义水平和理论修养。这些文章是晋察冀边区和中国革命思想理论宣传中值得重视的文章，代表了当时理论宣传的高度。 [26]政论杂文创作邓拓在《人民日报》工作期间，在政论写作方面有了较大的收获，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就。较之于战争年代创作的社论居多的政论写作来说，这个时期的政论文章则在论述事理上更加缜密，分析问题的角度更加理性。邓拓通过对社会问题的解剖和探索，力图用无产阶级革命理论透视一些社会问题，表现出一个宣传家和政论家的深沉思考。而到了1957年，邓拓的政论写作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之后，邓拓重新操笔，写下了《废弃“庸人政治”》的政论杂文。文章文章针砭时弊、笔锋犀利，体现出邓拓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的可贵的社会批判精神和科学求真态度。邓拓在文章开头直接点题“看到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我突然领悟了一个道理，这就是唐朝’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接下来直接举例现实中的真实情况来点出“庸人政治”的本质是一种形式主义的领导方法和作风。继而直接批判其危害性“这种糊涂的领导同能够害死人的’庸医’一样，都是在扫荡和废除之列的。”该篇文章是邓拓在这一时期政论杂感中直接以抨击社会思想问题为主的唯一文章，是当时政治民主生活化和文章写作“百家争鸣”的一个反映。文章代表了邓拓这一时期深入思考、探求真理的求真精神。但不久后的全面反击右派活动，阻挡了邓拓理性探索的脚步，邓拓不得不重新沉寂起来。 [27]《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创作1961年至1962年，邓拓应邀撰写《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专栏杂文。《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从内容上来看，可分为以下三类：一是坚持真理，反对错误，坚持实事求是的文章。二是尊重知识、尊重文化，谈读书、谈学习的内容。三是涉猎广泛知识领域的科普类文章。这一时期邓拓的杂文，对现实中的各种不良倾向和错误的思想方法、工作作风提出了批评，对社会主义的新人新事给予了赞颂，对青年的学习修养给予了引导，对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给出了评价，对古今中外的文化、科学知识作出了广泛介绍，对资本主义的腐朽现象和现代社会的丑恶嘴脸给予了揭露和鞭挞。杂文不但形式活泼、内容丰富、文笔流畅、独具风格，富有思想性、知识性和趣味性。邓拓在他的杂文中所表达的基本思想是坚持真理、提倡科学精神，坚持调查研究、提倡实事求是、坚持学习、提倡求知精神。《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是邓拓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思想探索的深邃结晶，是特定时代的文字抗争，折射出作者在追求真理、理性思索过程中人格和思想的光辉。 [28]“文化大革命”期间，批判邓拓及“三家村”人物评价播报编辑邓拓的杂文重史识、史论，抓住现实，旁征博引，含蓄委婉，可谓雅俗共赏。（中国新闻网评） [5]邓拓是当代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政治家、历史学家、诗人和杂文作家，是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老新闻工作者，一生写有许多优秀的作品，也受过错误的打击。在他辉煌而曲折的人生历程中，他的精神和品格为许多新闻工作者所敬仰。一个共产主义的坚强战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一代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就这样在他生命的盛年结束了一生。这是他的悲剧，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剧。（人民网评） [10]邓拓同志是当代杰出的新闻工作者、著名的历史学家、书法家、杂文家和诗人。他在抗日战争中从事党的新闻工作，同时又是一位成长于烽烟战火中的行吟诗人。自抗战前的学生时代始，他一生留下了近五百首诗词，用诗词的艺术形式，记录下了革命事业曲折发展的轨迹和各时期人民的情感历程。他的散文作品表现出对革命者高尚情怀的礼赞，对革命前途的一腔激情。（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中国当代作家铁凝评） [31]后世纪念播报编辑百年诞辰纪念2012年3月，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邓拓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出席座谈会并讲话。袁鹰、刘陈德、王必胜、李玲、冯鹏生、李辉等作家、学者在座谈会上发言，邓拓亲属代表邓小虹也作了发言。“邓拓百年诞辰纪念展”同时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揭幕，展出了邓拓的书画作品。 [31]邓拓百年诞辰纪念邓拓故居纪念馆邓拓故居位于福州乌山北麓天皇岭东北坡下第一山弄，有一幢清末民国初四扇三间排双层木结构的小楼房。这里就是福州市博物馆所属的邓拓故居。邓拓纪念馆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福州市人民政府把它命名为“邓拓纪念馆”。邓拓纪念馆馆址设在道山第一山弄7号。原为“乌石山第一山房”邓拓故居，1994年，辟为纪念馆，占地约1015平方米，陈列邓拓一生革命事迹。邓拓纪念馆内藏有邓拓的实物、书信、笔记、诗稿、文件、证件、著作、照片等文物，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市级德育基地。 [5-7]邓拓故居纪念馆新手上路成长任务编辑入门编辑规则本人编辑我有疑问内容质疑在线客服官方贴吧意见反馈投诉建议举报不良信息未通过词条申诉投诉侵权信息封禁查询与解封©2024 Baidu 使用百度前必读 | 百科协议 | 隐私政策 | 百度百科合作平台 | 京ICP证030173号 京公网安备110000020000

历史杂记｜邓拓——“文革”含冤而死第一人 - 知乎

历史杂记｜邓拓——“文革”含冤而死第一人 - 知乎切换模式写文章登录/注册历史杂记｜邓拓——“文革”含冤而死第一人老正-lhn过客……作者简历钱江，生于上海，曾在内蒙古插队6年，内蒙古师范学院中文系77级，1982年分配到北京《体育报》，1984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法学硕士学位。历任《人民日报》驻云南首席记者、华东分社新闻部主任、人民日报社记者部副主任、海外版副总编辑。现已退休。原题：邓拓自杀前的最后抗争作者：钱江 写在前面：1966年的今天，人民日报原社长邓拓含冤自杀，成为文革运动中第一个撒手人寰的党内高级文化人。随后，田家英、柴沫、姚溱等党内笔杆子，纷纷步其后尘……​1966年5月16日《人民日报》在1版下半版通栏刊登了（转2版整个上版）戚本禹的“大批判”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文章点名说：“邓拓是一个什么人？现在已经查明，他是一个叛徒。在抗日战争时期又混入党内。他伪装积极，骗取党和人民的信任，担任了人民日报社的重要职务。他经常利用自己的职权，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推行和宣传他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1957年夏天，他是资产阶级右派方面一个摇鹅毛扇的人物。”经历过波澜起伏的党内斗争，又担任过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和社长的邓拓，当然懂得这篇文章的“定性”含义，明了文中杀机。在整个国家滑向疯狂的“文革”轨道之时，戚本禹深有背景的点名批判文章必然是杀身之祸的前奏。邓拓疲惫了，戚文的发表使他失去了最后的精神依托。自从姚文元关于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以来，邓拓竭力抗争，期望挽回颓局。现在看来，所有的努力都不会奏效了。早在1965年11月底北京各大报转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之后，邓拓在北京市委的会议上几次表态说：“这次讨论，要在学术界造成一个好的风气。就是真正照《北京日报》‘编者按那样搞，贯彻‘双百方针，实事求是地辨明是非。文章要以理服人，不要以势取胜。要让人家说话，不要一边倒。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过火的批评要纠正，不能一棍子将人打死。”11月30日，邓拓召开高等院校会议，布置对姚文的讨论，要求以《北京日报》按语为准，展开学术讨论。他哪里知道，布置这些事务，是他一生工作的终点。​从《燕山夜话》到《三家村札记》回首往事，早在1958年8月，邓拓就被批准离开人民日报，但交接工作却是到1959年2月才完成的。人民日报编辑为此举行全体人员大会，为邓拓送别。面对满场同事，邓拓吟咏了自己充满激情的古典诗《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从1949年7月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到1959年2月离去，10年风雨同舟，他和人民日报有着特殊的感情。即使此时离开，又怎能断得了他和人民日报千丝万缕的联系。1957年4月，毛泽东当面斥责邓拓，1958年3月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以批评那篇“反冒进”社论为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点名批判邓拓。从南宁回到北京，邓拓即正式递交了自己的辞职报告。对邓拓的境遇，他在战争年代的老首长彭真很了解，也很同情，通过中组部把他调到了北京市委，任书记处书记。这时，北京市委正好要办一个理论刊物，需要有人来负责，邓拓就是彭真想到的理想人选。1958年7月14日，彭真听取北京市委宣传部关于办刊和刊名的报告，他当场说：“邓拓来了就好办了。”由彭真安排，邓拓于1959年2月到职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文教。依照分工，按说邓拓应该负责《北京日报》，但这样一来就会和他原先工作的《人民日报》发生密切的关系，颇有微妙之处。因此彭真将《北京日报》的工作划归郑天翔负责。而北京市委的书记们都很尊重邓拓，知道他是办报行家，所以有关《北京日报》的事情经常与邓拓沟通。​1955年，邓拓夫妇和5个孩子合影从1961年起，中央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纠正“大跃进”的一些错误做法。对这些实事求是的方针，邓拓积极拥护。年初的1月11日，北京日报社长范瑾传达了邓拓关于报纸宣传的一段讲话，大意是要提倡读书，报纸要多发一些古人发愤图强、发愤读书的故事。这是与提倡人们与灾难斗争有关的。听到这番讲话后，《北京晚报》编辑找到邓拓，请他给晚报写文章。邓拓答应在晚报“五色土”副刊开设《燕山夜话》专栏，并于1961年3月19日刊登了第一篇文章《生命的三分之一》，倡导读书之风。《燕山夜话》受到了读者欢迎，使得《前线》杂志编辑不甘落后，他们认为邓拓是《前线》主编，更应给本刊写稿，于是多次提出，请他在《前线》开设专栏。邓拓有心答应，又觉得靠一个人写稿恐误了编辑截稿期，就提出请人合作，结果将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和副市长吴晗拉着一起上马了。1961年9月20日，邓拓、吴晗、廖沫沙在四川饭店吃饭，一边商议为《前线》写稿。邓拓提议，3个人合开杂文专栏，就叫‘三家村。”于是起了“三家村札记”这个俏皮名字。关于署名，邓拓提出效仿“马铁丁”，参与者从每人名字中取一个字。在场者都同意，吴晗取吴字，邓拓笔名马南邨，取一南字，廖沫沙取一沙字，叫“吴南沙”。后来廖提出用他的笔名“繁星”的星字，遂定名为吴南星。三是约定文章以《前线》杂志的一个页码为准，千字文，题目自选，每期一篇，轮流撰稿。他们当场指定李筠为《三家村札记》的稿件联系人。​1952年邓拓夫妇在煤渣胡同人民日报宿舍《三家村札记》从1961年出刊到1964年停刊，总共刊登了198篇文章（其中有5篇不是邓、廖、吴写的）。在这期间，邓拓之所以能够连续写作《燕山夜话》和参与写作《三家村札记》，很重要的条件是，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后，党内民主空气有所发扬。但是到了60年代中期，随着中苏论战愈演愈烈，国内“抓阶级斗争”的空气越来越浓，活跃的思想气氛逐渐消失。反映活跃思想的《三家村札记》首当其冲地受到了怀疑。1963年3月，中共中央批转了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鬼戏”的报告。5月，江青到上海，在柯庆施支持下组织批判戏剧《李慧娘》的文章，廖沫沙发表在《北京晚报》上的文章《有鬼无害论》即受到批判。这是对“三家村”的当头一棒。廖沫沙不得不在北京市委统战部内作了检讨。1965年2月18日，廖沫沙的检讨刊登在《北京晚报》上。当时彭真认为，用这个方式就可以为廖沫沙“还账”了，他表态说：“廖沫沙关于《有鬼无害论》的检查作得不错，别人要再扭住不放，就是对方的问题了。”廖沫沙作了这番表态后，就到北京郊区搞“四清”去了。吴晗感到环境险恶，给邓拓写信说题目难找，工作也忙，建议不再参加“三家村”写文章了。邓拓、廖沫沙心照不宣，表示同意。《三家村札记》在最后一篇《遇难而进》的文章中落下了帷幕。​抵制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964年8月，中共华北局在北戴河会议召开会议，决定发表批评吴晗有关“道德继承”的文章。李筠接到彭真、刘仁从北戴河打来的电话指示，赶到那里去写批判文章。同时，刘仁和邓拓电招吴晗去北戴河写检讨。李筠的文章写完，由邓拓修改定稿，将文章定题为《无产阶级对剥削阶级的道德是革命呢，还是继承?——就“道德继承论”与吴南星同志商榷》，署名金世伟(北京市委的谐音)，前面还加了编者按。编者按说：金世伟同志的这篇文章，针对吴南星同志的“道德继承论”，提出了原则性的严肃批评．我们认为这是一场很有意义的争论。吴南星同志的《说道德》和《再说道德》两篇文章，发表于本刊“三家村札记”栏内。“三家村札记”是杂文专栏，由几位作者轮流撰写，均署名吴南星。现在看来，我们当时采取这种做法本身就不妥当，因为实际上文章既非集体创作，而作者意见又非完全一致。吴南星同志的《说道德》和《再说道德》两篇文章是经过本刊编辑部看了的。我们当时对于剥削阶级的道德，没有从“革命呢还是继承呢”这个根本问题上加以考虑。对于吴南星同志的文章只是做了一些枝节的修改，就同意发表了。这是原则性的错误。同时，在原则性问题上做了无原则的迁就，也是错误的。这篇文章后来并没有发表，其原因至今还是未解之谜，只能说有一场更大的灾难在等待吴晗和邓拓了。在廖沫沙、吴晗先后被罗织罪名之际，邓拓这边亦是潮生浪涌。姚文元文章发表后的1965年11月13日，邓拓召集范瑾、李琪、李筠商议对策。邓拓在商议中说：“不知吴晗反应如何?”说罢，他操起电话给吴晗打了过去，问道：“你看了文章，怎么样?”吴晗委屈地说：要是学术问题，我可以跟他辩论。他扣政治帽子，这是陷害。我1959年写的文章，怎么知道1961年有“单干风”？放下电话，邓拓认为吴晗讲的有道理，他含糊地说，听说《海瑞罢官》同彭德怀问题有联系，不知是真是假，咱们也不摸底。这次的会议决定，《前线》和《北京日报》开展学术批判。结果文章还没有写出来，眼看到了11月底，形势急转直下，拒载姚文已不可能。这时，彭真仍然力图把批判控制在学术范围之内。11月28日，彭真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会议，布置转载姚文。他一边布置，不由地感叹了一句：“吴晗在解放前从事民主斗争。”在彭真身边的邓拓马上就说：“根据吴晗的表现，还不能说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能一棍子打死。这是真的，不能糊弄人家。”​邓拓为女儿邓小岚画的芭蕾舞演员速写 1965年12月2日，邓拓、范瑾召集《北京日报》《前线》学术批判小组人员开会，传达市委的态度。邓拓说：对这次争论，要有个基本态度。他解释《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北京日报》3个按语的不同之处说：《解放军报》按语鲜明，是因为军队内部不搞百家争鸣和学术讨论。但是现在吴晗的问题不是已有了结论，不是已肯定《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不是一批判《海瑞罢官》，吴晗也罢官。吴晗本来不是写戏的，别人请他写，但写着写着自己就陷进去了，就自比海瑞，就像郭老自比蔡文姬，孟超自比李慧娘一样。李慧娘确实是骂贾似道的。吴晗的问题看发展，将来发展到什么程度再说。邓拓说，现在首先当学术问题来讨论。要培养一个良好的风气，先当学术问题来搞，即便是政治问题处理起来也比较稳当。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要分开，如果一下分不清，就先当学术问题来处理。要把不好的风气扭过来，当然，姚文元提出政治问题也不能回避。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都有发言权，不是一批评就不得了，就有覆灭的危险，就不能工作了。批评是为了更好地工作，过火的批评也应纠正，不能一棍子打死。现在首先要缓和这个局面，应该有人写文章．肯定姚文元的文章哪些地方是对的，哪些地方过火；吴晗哪些地方是对的，哪些地方确实错了。这场学术界的大辩论不可避免，它牵扯到历史人物评价问题、道德观点评价。邓拓提出，研究《海瑞罢官》，大家可以研究剧本本身的问题，材料观点都要站得住，姚文元的引文就有毛病。吴晗讲他1959年写《论海瑞》，是反右倾机会主义的。后来马连良请他写剧本，改了7稿，1961年8月8日定的稿。同年上演，演到1962年8月。他原来题目是写海瑞，第四稿才改为《海瑞罢官》，是大家提了意见才改的。邓拓的意见得到彭真的支持。12月初，彭真指示邓拓写一篇批判吴晗的文章。邓拓即要李筠把前面提到的被按下不表的“金世伟”文章拿出来参考。因为有这个基础，邓拓新文章出得很快，题目叫《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就几个理论问题与吴晗同志商榷》，署名赵凯。文前加《前线》编者按语说，赵凯同志这篇文章，从吴晗同志新编的历史剧《海瑞罢官》问题谈到他的道德继承论的若干基本观点，提出了原则性的不同意见，与吴晗同志商榷。赵凯同志把“道德继承论”和海瑞罢官联系起来讨论，我们赞成这样做。希望读者根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热烈参加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其他有关问题的讨论，使我们的科学艺术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这条按语的其他内容与金世伟文的按语基本相同。邓拓把文章送交彭真，彭真认为太简单了，需要再改。邓拓重新改写后，经市委书记们传阅，彭真定稿，署名“向阳生”，12月12日在《前线》、《北京日报》以显著的地位同时发表。这篇文章以学术讨论的语气，对吴晗的道德继承论提出不同意见。发表时原文的编者按删去不用。​1950年代的邓拓与夫人丁一岚向阳生文章发表后第二天，根据北京市委的基本调子，《北京日报》刊出了李筠写的《对待〈海瑞罢官〉能操两可吗?》。12月25日，《前线》又发表李筠署名为艾力耘的文章《以革命的批判精神评价历史人物》。继续强调在“百家争鸣”的方针下看待“海瑞罢官”。赶写向阳生文章的同时，邓拓根据彭真的指示，写信给吴晗，让他迅速写出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检查。信中说：“你的思想问题，恐怕主要的还是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问题没有弄清楚”，“你的文章无论是自我批评或者对姚文元文章的批评意见，我们认为都应该充分发表，不要顾虑重重。”听取了邓拓的意见，吴晗即写出《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一文，就有关事实和历史依据问题进行说明和解释．表明《海》剧与“单干风”、“翻案风”无关。但在某些问题上，他违心地承认了错误。吴晗的检查刊发在12月27日的《北京日报》上。出于自身经历和经验，邓拓已感到姚文元文章的复杂性。1965年12月19日，在《前线》组长会上，邓拓指出，海瑞问题的文章不止一个人写过，早在1959年《解放日报》就发表过蒋星煜的《南包公海瑞》，并有编者按语，说海瑞的故事流传很广，这个人一不为名，二不为利，把海瑞吹捧了一番。姚文发表后，《文汇报》重新登出了蒋文，但没有同时刊载《解放日报》当年的编者按。邓拓很有怀疑地说，要批判就都批判，现在发表蒋文，却留了一手自己的按语，这里可能有名堂。会议之后，邓拓让李筠向吴晗查询蒋星煜是什么人，并示意可以让吴晗的秘书写个“读者来信”寄《文汇报》，质问《解放日报》发表过吹捧海瑞的文章，为什么不先检查自己就批评别人。但这个事还没有落实，局面就变得更加不可收拾了。1966年1月16日，许立群召集北京6个报刊编辑部会议，仍在把对姚文的讨论控制在学术范畴里。许立群说：“按规定，有关的批判文章，要送到中宣部办公室。”参加会议的李筠根据邓拓的授意发言说：我们没有计划卷入这个讨论。《前线》篇幅有限，当前工作很多要宣传，要面向工农兵，搞通俗化，我们已刊载了3篇文章，主要是还账，因为我们过去发表了两说道德。我们的文章引出了吴晗的自我批评，使大家有了批判的靶子。以后如果有对吴晗问题政治性结论文章，我们转载。​由“向阳生”引发的冲突1966年2月3日，彭真主持召开“5人小组”扩大会议，拟定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但就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件邓拓意想不到的事情，过去与邓拓并不熟悉的关锋突然夜访邓拓，作了交谈。第二天邓拓告诉李筠，此前康生打电话给他，说关锋对“向阳生”的文章有意见，你们可以约个时间谈谈。关锋随即就来了，对邓拓说，向阳生的文章没有谈及政治，实际上是为吴晗开脱。特别是你，同吴晗一起写过文章，这样做不恰当。吴晗讲继承忠孝等不是抽象的，有其具体内容，讲孝是骂我们的。关锋还提了一些和邓拓不同的意见。邓拓对关锋说，《北京日报》不是我管的，我写向阳生这篇文章，原来曾想在文章中作些检查。邓拓对关锋特别声明：这件事彭真没有管。对于关锋的指责，邓拓说：我不是没有谈到政治问题，文章末尾是谈了的。后来邓拓告诉李筠，关锋那天还对他说了不少吹捧的好话。在暴风雨来临的前夕，康生派人来谈话用意何在？邓拓没有猜透。接着，事态严重恶化了，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杭州同康生、江青等人作了3次谈话，指责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他还宣称，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并说吴晗、翦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指彭真)。毛泽东还点名批评《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这就为邓拓定下了大罪，在当时是无法解脱的。4月6日至4月11日．在刘仁、万里、郑天翔“三人领导小组”和李琪、宋硕、范瑾、张文松组成的“四人办公室”的主持下，《北京晚报》、《北京日报》、《前线》、北京出版社、高教局、教育局、文化局等单位，在市委交际处对邓拓进行了一次批判，主要是对邓拓提出问题，结论是“邓拓是拥护三面红旗的，在顶单干风、自由市场等方面同书记处是一致的”。“邓拓除《三家村札记》外，其他文章都是正确的”。但从这天起，邓拓停止工作，专事检查。北京市委已保不住邓拓了。非但如此，还要组织对邓拓的批判。​1966年春邓拓手书：无限风光在险峰1966年4月16日，《北京日报》以3个版篇幅，在《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标题下，发表了批判邓拓等人的文章。倒是彭真在这批材料刊出后亲自给邓拓打来电话，劝他不要紧张，要正确对待，严格要求自己，还劝邓拓保重身体，注意健康，将来还要做很多工作。刘仁也派人专门来安慰邓拓，让他冷静对待。前任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杨述来看望了邓拓，谈及眼前风云，两人心情都很沉重。邓拓说：“我做了一年以后再弄清问题的准备。”杨述摇摇头：“我看这一次可能会长些，可能需要两三年吧。”可惜，这场民族浩劫席卷中国竟达10年之久。对邓拓的批判急速升温。5月8日的《解放军报》发表了江青亲自组织、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点明邓拓“为资产阶级复辟鸣锣开道”，指责《燕山夜话》“是地地道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同日，关锋化名何明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同高炬文章唱一个调子，都是针对4月16日《北京日报》对“三家村”的批判的。文章说，《前线》、《北京日报》批“三家村”是假批判，说“邓拓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三家村的一名‘村长”。这篇文章事先曾交毛泽东审阅，毛泽东表态说：“何明的文章我看过，我是喜欢的。”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第二天全国各大报转载。文章说，邓拓、吴晗、廖沫沙以“三家村”为名写文章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社会主义大进攻”，要揪其“指示”、“支持”、“吹捧”者，挖出“最深的根子”。邓拓完全失去了争辩的权利，只能默默接受屈辱。​邓拓与夫人丁一岚对邓拓的最后一击1966年5月16日，“5•16通知”被通过，标志着为害中国10年之久的“文化革命”正式开始了，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从此身陷囹圄。就在这一天，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全国各大报纸同时转载戚本禹发表在《红旗》杂志第7期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戚本禹的文章实际上为邓拓的问题定了调子，这样的大案没有相当长的年头是变不了的。以“反右”为例，当时已经10年过去，“右派分子”的处境比以前更加困难。读到戚本禹的文章，邓拓终于下定决心，告别人间，告别即将扑向身来的苦难。5月17日晚上，支走了妻子和孩子，邓拓伏案疾书直到深夜。第一封信，他写给彭真、刘仁和市委同事：……尽管在这个斗争中，我已经变成众矢之的， 全国范围的批判运动正在胜利发展，人们一致声讨《燕山夜话》和“三家村”的“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但是，我一直努力带着当前的问题进一步学习毛主席著作，要想跟上革命形势的发展。……许多工农兵作者都说：“听了广播，看了报上刊登的邓拓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气愤极了。”我完全懂得他们的心情。我对于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对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甘心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文章的含意究竟如何，我希望组织上指定若干人作一番考核。《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我写的文章合计一百七十一篇，有问题的是多少篇?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相信这是客观存在，一定会搞清楚的。邓拓以较长篇幅在信中详细叙述了他历史上两次被捕和出狱的情况，他申诉说：因此，我不认为自己是“混进党内，伪装积极，骗取了党和人民的信任”，我认为自己一直是在党的领导下，为革命事业而不顾一切地在努力奋斗。邓拓在这封篇幅相当长的遗书中最后写道：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一场大革命中经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都发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但是，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当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再一次高呼：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邓拓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七日他于5月17日深夜或18日凌晨自杀，以死来做最后的抗争。更加充满悲剧意味的是，他在绝命书中反复书写“万岁”的口号，仿佛置身于封建王朝的阴森殿堂。写完给彭真、刘仁的长篇遗书，时间可能已经进入5月18日的凌晨。天亮后，任何不测都可能发生，时间已经不多了。用这最后的短暂时间，邓拓给妻子丁一岚写短信诀别。当年在抗日敌后根据地与年轻的丁一岚相识相恋，邓拓是何等灿烂情怀，写过不少耐人寻味的优美诗章。但是，最后面向死神匆匆走去的时候，他已经没有时间措词于诗词了，亦可以看出邓拓决心赴死何等急切。​一岚：我因为赶写了一封长信给市委，来不及给你们写信。此刻心脏跳动很不规律，肠疾又在纠缠，不多写了。你们永远不要想起我，永远忘掉我吧。我害得你们够苦了，今后你们永远解除了我所给予你们的精神创伤。永别了，亲爱的。写下这些文字后，邓拓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时年54岁。转自新三届；原载《世纪》杂志2009年第2期相关阅读：资料备忘｜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全文）历史杂记｜“文革”的导火索——《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出笼资料备忘｜《五·一六通知》+《二月提纲》（全文）老正聊史：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编辑于 2023-05-19 22:36・IP 属地吉林文革真相邓拓​赞同 18​​添加评论​分享​喜欢​收藏​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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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6月01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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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拓，在政治的夹缝中走上绝路

李响

《

书摘

》（

2012年06月01日）

    邓拓是一个文人，自认为“书生”，他也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高级干部，矛盾的双重身份曾使他的人生大放异彩，也使他的命运坎坷纠结。1949年以后，作为中共中央第一机关报《人民日报》的总编辑，邓拓卷进中央领导阶层的内部分歧，直面中国往何处去的路线斗争。他被推到历史的悬崖边，进退两难。1966年，“文革”以他和吴晗作为突破口“祭旗”。邓拓选择玉碎，为他的矛盾和痛苦画上句号，也为一个时代的悲剧拉开序幕。他是因“文革”而自杀的第一人。今年是邓拓的百年诞辰，他的人生悲剧，作为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今天仍值得探究。

    我们党从来反对盲目性，反对谁的话都听。毛主席就从来没有说过让我们一定要听从他的话。不要盲目地听信一个人的意见。要克服盲目性，提倡自觉性。                                                       ——邓拓

    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热火朝天，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担忧急躁冒进必有隐患。6月，刘少奇布置中宣部起草一篇《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作为社论在《人民日报》发表。邓拓收到稿件后略作修改排出清样送给刘少奇、周恩来、陆定一，他们都做了亲笔修改和打磨，最后清样交给毛泽东审定。毛只批了四个字：“我不看了”。毛一向高度介入《人民日报》的编辑工作，“我不看了”是极反常的批语，其实明确表示对社论的不满。

    邓拓看到批语左右为难。这是中央领导层的内部分歧，也是当时中国向何处去的路线之争。邓拓了解毛泽东的性格脾气。一度有传言，说要调他去当主席秘书，人们都认为这是“高就”，而邓拓非但没有高兴，还私下忧虑地说：伴君如伴虎。如履薄冰的邓拓说过一个原则：“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只要是根据领导指示办的，哪怕是犯了政治错误也算轻的；自作主张一旦得咎，那就可能被扣上“反党”的帽子。最后，邓拓小心谨慎地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发排文章，使用五号字。不用社论惯例使用的四号字。

    “这件事情上我父亲有点书生意气了。”邓拓儿子邓壮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他想着改小字号，让主席在情绪上也好接受一些。可那印出来就是白纸黑字啊。”这篇文章一发表就注定是重磅炸弹。文中写道：“急躁冒进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仅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许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这是建国以后全国最早公开反“左”的社论。毛说：“骂我的东西我为什么要看?”邓拓失去了最高领袖的信任。那段时间邓拓发起党报新闻改革，把《人民日报》由四个版扩充为八个版，借鉴民国时代办报经验，增设副刊，邀请名家写杂文散文。改革受到社会各界好评，但毛泽东认为改得很不好：“纸张紧张，还出这么多版，谁看得完?”1956年邓拓本来要被提名为八大中央委员，但他坚决辞谢，既是谦让，更是因为他已萌生了辞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念头。

    被毛泽东面斥“死人办报”

    1957年反右风暴来临，邓拓终于被推到了悬崖边。1956年4月，毛泽东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又于第二年2月提出希望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各大报纸纷纷响应号召刊登给党和政府提意见的文章，而《人民日报》表现得十分“保守”。邓拓特别规定，对来稿要严格把关，在保持作者原意不变的前提下，删改激烈语言再发表，并且要加编者按语以缓和火气。毛泽东批评邓拓“书生办报”。1957年4月开始，《文汇报》、《光明日报》发表大量大鸣大放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毛泽东多次公开表扬这两张报纸，指示鸣放要“加温再加温”，对于《人民日报》的不温不火，他的不满终于爆发。

    4月10日下午，邓拓刚吃完饭就接到通知，毛主席要召见全体编委。邓拓、胡绩伟等6名编委乘车直奔中南海。他们被领进毛泽东的卧室，毛穿着睡衣，盖着毛巾被，靠在床上，半躺半坐，不停地抽着烟。邓拓开始汇报工作，一开口就屡次被打断。毛说：“你们按兵不动，反而让非党的报纸拿了我们的旗帜整我们。过去我说你是书生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不要占着茅坑不拉屎。中央开了很多会，你参加了，不写，只使板凳增加了折旧费。如果继续这样，你就不必来开会了。谁写文章叫谁来开会。”“你养尊处优，只知道汽车进汽车出。我看你很像汉元帝，优柔寡断。你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邓拓几次想解释都被顶回，最后邓说：“我不知道自己像不像汉元帝，不过我实在是感到能力不够，难以胜任，希望主席撤掉我的职务。我几次诚心诚意提出过这个请求。”而毛说他是“假辞职”，并批评在场几个副总编辑“不敢革邓拓的命”，鼓励他们和邓拓“拍桌子”，“只要不到马路上去闹，什么意见都可以提。”“为什么一点风都不透，没有一个人向中央写信报告情况?”

    整整批了四个多小时，邓拓等人终于可以离开。回到报社，他平稳情绪，一五一十把毛主席对他的批评传达下去。胡绩伟回忆，报社同志听说毛主席批评邓拓“养尊处优”，都难以接受，认为这点同邓拓同志根本沾不上边，也没有任何人响应号召打小报告“革邓拓的命”。两个月后，毛泽东派贴身秘书吴冷西到人民日报任总编辑。吴冷西分管新闻，看大样，定夺版面；邓拓任社长分管理论和文艺，明升暗降，事实上被架空。

    连当和尚的自由也没有

    今天回望这段往事，有人说邓拓单纯正直，不善于察言观色，不会按照领导意图行事，才招批评。事实恰恰相反，邓拓是有二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作为总编辑，七年来列席中央工作会议，他的政治敏感度非常人可比。起初，他觉得批评文章过火，有损党的形象，要删改再发。接下来他更多考虑的是保护作者。邓拓私下说：“主席说百家者两家也，我就更相信他讲的双百方针是假的。《人民日报》不能学《光明日报》、《文汇报》那样鸣放，学了要出乱子。”后来毛泽东在工作会议上又说了“引蛇出洞”。“我父亲这时就明白，登了谁的鸣放文章会害了人家。”邓壮说。直到“反右”拉开大幕，那些被邓拓压了稿子、删改过词句的作者才明白邓拓的苦衷。事后邓拓本人也不无后怕地说：“可见当时按兵不动还是对的。”

    1958年1月，邓拓接到通知参加南宁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是党史上一次很关键的会议。这次会议上周恩来受到批评，承认“反冒进”是错误的。大跃进运动蓄势待发。在会上毛点名批评《人民日报》，提到那篇被邓拓改小字号发表的反冒进社论，恰在此时邓拓走进会场，毛泽东当着全体与会者说：“一说曹操，曹操就到。人民日报，革命党不革命……我给他们讲，你们又不执行，为什么又不辞职?……邓拓就是无能，我说过他是教授办报，书生办报，又说过死人办报。”邓拓在底下默默做着记录。

    离开报社以前，邓拓约胡绩伟到京郊潭柘寺散步。他说：“我们党员，连当和尚的自由也没有，我真想在哪个深山名寺，落发为僧，读一点自己想读的书，写一点自己想写的文章。”

    祭旗：“文革”自杀第一人

    “文革”终于拉开序幕。第一个被开刀的是吴晗。1965年底批《海瑞罢官》，邓拓本来还在写文章替吴晗说话，但矛头很快就指向他。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被指为三家村反革命集团开路先锋，市统战部部长廖沬沙是 “执鞭”的“兄弟”，文风最犀利的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则是领军的“主将”。斩“将”是为把他身后的“帅”拉下马。林彪在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中写道：“锋芒所向，直指修正主义集团的巢穴——刘少奇控制下的那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即旧北京市委。”171篇杂文只是邓拓蒙冤的导火索。祭旗这个词的确概括了邓拓在这场浩劫中的厄运。

    1966年5月16日，致命一击降临。就在这一天，“文革”纲领《五一六通知》通过，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突然被捕。也是在这一天，全国各报同时转载了戚本禹发表在《红旗》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文中大批邓拓，其中有一句：“邓拓是一个什么人?现在已经查明，他是一个叛徒，在抗日时期又混进党内。”

    “邓拓作为老党员，很清楚‘叛徒’和‘反党’之间的本质区别，被定性为叛徒，就永无翻身可能。”袁鹰说。

    那天黄昏，丁一岚下班回家，眼神示意邓拓到走廊说话——5月份以来，家中警卫员都已换成“监视员”。邓拓劝她带孩子搬出去避避，跟他隔离开，最好明天一早就走。丁一岚说：“好吧，等问题解决了，我们就回来。”邓拓说：“你怎么这么傻，还有将来吗?”在阴暗的过道里，夫妻二人抱头痛哭，却不敢哭出声音。

    5月17日深夜，邓拓给北京市委写了六千字报告表白自己的忠诚，遗书的结尾这样写道：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

    对于邓拓临终前的“山呼万岁”，有人认为他当时的认识有局限，至死仍怀崇拜；有人说这是一个老革命者的心声；也有人认为这是为保全家人，不做这种“表态”，家人恐怕也难逃牢狱之灾。邓拓无意间开启了一种“格式”，在他身后，翦伯赞、傅雷等知识分子的遗书，也都做了这样的“表态”。

    5月18日凌晨，邓拓服安眠药自杀。他给妻子的遗书写道：

    “你们永远不要想起我，永远忘掉我吧。我害得你们够苦了。今后你们永远解除了我所给于你们的创伤。

    永别了，亲爱的。”

    邓拓去世第二天，他的诗词信件书籍等皆被抄走。丁一岚冒死藏下了两方诗帕，是邓拓亲笔写给她的情诗。下放劳动时，她把诗帕缝在棉袄里，严寒中穿着棉袄干活，汗水把诗帕上的字迹都洇了。这两首诗，一首写于结婚六周年；一首写于1944年整风运动，邓拓因抗战前曾被国民党逮捕，两次遭怀疑和审查，他将忧郁和相思之情写成长诗《战地歌四拍》寄给丁一岚，其中几句似乎暗示了他一生的命运：“古道凄清埋诗冢，高山流水休再听，广陵散绝，无复当年韵。”“想旦夕四野动烽烟，顾不得惊起伯劳飞燕各西东。漫负笈携囊早登程，且休回首，向莽莽平沙去处舞干戈，莫念那恒岳巍巍云里人。”

    （摘自《文史参考》，2012年3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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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评价邓拓？ - 知乎首页知乎知学堂发现等你来答​切换模式登录/注册中国历史怎样评价邓拓？关注者16被浏览15,323关注问题​写回答​邀请回答​好问题​添加评论​分享​1 个回答默认排序匿名用户“1960年 邓拓有过一次江南之行，并写下了旧体组诗《江南吟草》，其中颇有歌颂“大跃进”、赞美“大好形势”的作品。在邓拓的笔下，其时到处是饥民并已开始出现饿殍的江南简直是人间天堂。”（出自论文《邓拓的本来面目》，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撰）这成为了邓拓这位新闻专业主义先驱符码的代表人物一个深沉的反讽，因为符码代表的命运就是如此单调，它不作为极权主义的符码而死去便是作为反极权主义符码的代表而死去，这两者本质上都是对人本身的遮蔽与扭曲。作为极权主义符码的人物（如酷吏张汤、法家李斯），他们的生命轨迹都被后世裱刻在专制王朝坟边，即便在死后也依然持续地奏出专制主义宏大的灵曲。这成为了极权主义者意识形态的自我救赎，即通过对符码的割爱，极权主义重新获得了人民的理解与宽恕，成就了极权主义自我的牺牲道德。中国古代的酷吏与近现代压制言论自由的检查者们，无疑即在历史书中被表述为这种符码。新闻史如果可以被称为关于新闻自由的历史的话，那新闻史就必然是关乎自由的二元对立的历史，即作为极权主义的符码与作为反极权主义的符码这两种对立。如果以这种新闻史观为前提，历史人物就附属于这种二元对立的符码。也就是说历史人物被扁平地作为填塞物分别堵塞在两个彼此分立的阵营，无论这人物实际人生经验多么复杂，它的符码意义就只倾向这逼仄的唯一。极权主义的符码首先作为阿尔都塞所谓的国家权力及国家机器被建构出来，其次才会在它内部产生权力反抗与争夺，对这场符码之间的对立，最中立的角度是认为这只是一场权力的较量，而不是人类最终价值的显现（新闻自由不是最终显示出来的普世价值，它从来就不是既定的概念，无疑是在历史中不断地滚混水而成，实际上现在仍然在滚。）因此新闻历史从一开始的关于自由的斗争，就不在只是历史上的斗争，而是与当今对新闻历史的评述与研究相关的斗争，更是发生在新闻史书上的斗争。因此当新闻史书用充满鲜明地二元对立的词汇时（具体就不详述了），这种二元对立的历史史观也参与了对新闻自由历史的建构，不论是从极权主义的角度的阐述专制检查的必要，还是从反极权主义的角度对极权主义大加伐挞，游荡在两者之中的部分都会因为这种新闻史观而没有阐释空间。当邓拓被描述成新闻专业主义的杰出代表，尤其被冠以“新闻自由”“殉道者”这样拥有强烈情感色彩的词语时，邓拓就已经进了坟墓。据后来的学者研究，邓拓在《燕山夜话》与《三家村札记》中的话语转向（从对极权主义“大跃进”表演的赞颂到对其的抨击）有着支撑它的背景环境，在饥荒与灾难的挫困下，中央自己早已开始转向反省自己。作为一名毛时代的优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而不是西方的自由主义），他的政治灵机高于他的文风傲骨。反讽的是，如果不是这种政治家的眼光，邓拓也许还达不到新闻史对其的标功。然而符码对立的历史观就不会允许这种模棱两可的人生状态出现，谁能否认这种符码观的粉饰能力呢？我在这里绝非仅仅是做历史翻案，邓拓本人自然是一种难以轻易界定的历史人物（他是新闻自由的斗士？还是一个政治投机主义者或是纯粹共产党人？）极权主义通过构建符码人物进行意识形态控制，而同时通过牺牲符码人物使自我滑出了民众的视线。而反极权主义者则与其走向异路同驱的路线，但无疑这种权力的博弈牺牲的都是人本身。发布于 2017-06-19 22:28​赞同 38​​14 条评论​分享​收藏​喜欢收起​​

“事事关心天地间”的党报人邓拓--党史学习教育官方网站--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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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事关心天地间”的党报人邓拓

张寅

2021年10月03日08:22 | 来源：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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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8年进入《抗敌报》从事党的新闻工作，到1958年离开《人民日报》，邓拓“笔走龙蛇二十年”，在党报的发展史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投笔从戎“征蹄南北又西东”

1912年2月26日，邓拓出生于福建省闽侯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7岁时，他从福建省立第一高中毕业，考入上海光华大学政治法律系。1930年冬天，邓拓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年夏，他转入上海法政学院，在社会经济系就读，并积极参加党的地下活动。1932年12月，邓拓在参加中共法南区委组织的纪念广州起义五周年活动时被国民党逮捕。在狱中饱受严刑的邓拓，虽得了肺病，但始终保持斗争之心。出狱后，邓拓积极参加革命。1933年，他在《新中华》杂志上发表哲学论文《形式逻辑还是辩证法》，与质疑辩证法的张东荪展开辩论。

1934年秋，他到河南开封投奔大哥邓伯宇，在河南大学法学院经济系插班。邓拓的毕业论文是《论中国救荒问题》，在撰写毕业论文的同时，应商务印书馆之约，邓拓完成学术专著《中国救荒史》，对历史上的救荒政策进行了深刻反思。1937年11月，这部用文言文写成的25万字的专著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成为中国第一部救荒史论著。邓拓秉持问题意识，对“防止灾害”“挽救灾害”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学术思考，其中彰显的调查研究意识，为后来“走出报社写评论”等新闻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七七事变后，邓拓给身在家乡的父母写了一首《寄语故园》的诗，用“寄语故园双老道，征蹄南北又西东”的诗句，表达了投笔从戎的人生选择。1937年9月，邓拓奔赴晋察冀根据地，开始新的革命生涯。

游击办报“边区抗战有微劳”

1938年4月起，邓拓担任中共晋察冀边区机关报《抗敌报》编辑部主任，撰写了大量号召抗战的评论。1940年，邓拓组织报道百团大战，他不仅派出精干力量报道前线战情，还亲自撰写《发扬百团大战与边区子弟兵的伟大胜利》《庆祝百团大战的胜利，继续百团大战的精神》等社论，鼓舞边区人民。1940年11月，《抗敌报》改名为《晋察冀日报》，邓拓担任报社社长、总编辑，兼任新华社晋察冀总分社社长。

游击办报是抗日战争时期边区办报的一个突出特点。面对日寇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扫荡”，邓拓带领报社队伍翻山渡河，在一个个小山村里坚持办报。邓拓在1940年为陪伴他的马儿写过一首题为《咏黑骜》的诗，其中“风雨奔驰应无憾，边区抗战有微劳”的诗句虽是咏马，亦是他游击办报生涯的真实写照。在1943年的一次突围中，这匹黑骜不幸中弹战亡，邓拓痛心不已。

邓拓从丰富的办报经验中总结发展党报理论。“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是邓拓论述党报理论的重要内容。关于“党的领导”，《论党报与党的工作》（1938年12月24日）阐述了党报是“党的生活和党的工作中的重要环节”，《贯彻全党办报的方针》（1944年4月22日）指明了各级党委“要善于利用党报来指导工作”，《再论如何提高一步》（1945年7月14日）分析了党委亲自抓党报工作的重要性。关于“为人民服务”，邓拓指出，报纸不仅要有“群众内容”“群众形式”，还要坚持“群众写作”。他始终坚持把党性原则放在第一位，这是与自由主义报人的不同之处。

邓拓还是最早选编《毛泽东选集》的人。《毛泽东选集》的出版，是传播党的理论的有益探索。1938年，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邓拓安排晋察冀日报社以“七七出版社”的名义，刊印发行了这篇重要文章。此后，毛泽东一有新作，晋察冀日报社都会出版单行本。

燕山夜话“事事关心天地间”

1948年，《晋察冀日报》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为中共华北局领导的《人民日报》，邓拓调任华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1949年2月2日，北平版《人民日报》创刊。4日，邓拓撰写的创刊社论《为建设人民民主的新北平而奋斗》登于报纸头版，此文由时任北平市委书记的彭真亲自修订。社论指出：“我们愿与北平二百余万人民在一起，向着毛主席所指示的方向，动员我们的一切力量，共同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北平而奋斗。”

1949年8月1日，《人民日报》被确立为中共中央机关报，邓拓出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并继续兼任北平市委宣传部部长。1952年1月，邓拓兼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和总编辑，全面负责党中央机关报的工作。

邓拓十分重视调查研究。他反对“关门办报”，强调要加强同群众的联系，提倡“简明的、科学的、生动的文风”。1949年，《人民日报》的发行量只有8万多份；到了1955年，这个数字就变为55万份。

1956年7月，邓拓主持《人民日报》改版工作。他在《关于报纸的社论》中指出，“社论是表明报纸的政治面目的旗帜，报纸必须有了社论才具有完全的政治价值”，这充分地体现了他“政治家办报”的意识。邓拓到人民日报社后，新闻评论工作有了明显改进。此前，凡遇到重大问题，除中央领导人直接发言外，《人民日报》多数使用新华社评论。但到开国大典之后，所有重要的社论都由《人民日报》来承担。邓拓撰写的社论中，有40多篇是由毛泽东亲自签发的。

1958年，邓拓调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思想文教工作，兼任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主编。虽然他在宣传管理岗位，但仍心系具体业务工作，在《江南吟草・过东林书院》一诗中，他深切地表达了“事事关心天地间”的报人情怀。1961年3月，49岁的邓拓以马南��的笔名为《北京晚报》“燕山夜话”专栏撰写杂文。“燕山夜话”首篇《生命的三分之一》中说，“古来一切有成就的人，都很严肃地对待自己的生命，当他活着一天，总要尽量多劳动、多工作、多学习”，这何尝不是邓拓的人生态度。

邓拓的一生，与党的新闻事业紧密相连。他始终用笔诠释着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正如他在《谈我们的报纸和报纸工作》（1951年）中所指出的：“我们的报纸必须具有明确的党性。它和人民性、民族性是一致的。”

(责编：王欲然、郝孟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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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拓 - 知乎首页知乎知学堂发现等你来答​切换模式登录/注册邓拓邓拓（1912年～1966年5月18日），乳名旭初，原名邓子健，笔名叫马南邨、邓云特（注：另有一说为邓殷洲）、于遂安、卜无忌等，福建闽县（今福州市区）竹屿人，家住道山路第一山房，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查看全部内容关注话题​管理​分享​百科讨论精华视频等待回答详细内容人物简介邓拓（1912年～1966年5月18日），乳名旭初，原名邓子健，笔名叫马南邨、邓云特（注：另有一说为邓殷洲）、于遂安、卜无忌等，福建闽县（今福州市区）竹屿人，家住道山路第一山房，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当代有名的新闻工作者、政论家、历史学家、诗人和杂文家，书画收藏家。同时是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1966年5月18日，邓拓含冤自尽。1979年2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人物生平民国时期邓拓1926年，邓拓就读于福建省立第一高级中学。1928年，和傅衣凌等组织“野草社”，出版自编自印的刊物《野草》。1929年，考入上海光华大学社会经济系。1930年冬，加入中国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参加中国共产党。1931年秋，转学到上海法政学院，曾任社会科学家联盟和上海反帝大同盟区党团书记，中共法南区委宣传干事、宣传部长和南市区工委书记等职。1932年，参加上海纪念“广州暴动”五周年游行时被捕，翌年秋，保释出狱。1933年冬，参加“福建事变”，在“人民革命政府”文化委员会、外交部任职。“闽变”失败，逃到上海，转入河南大学社会经济系续学。1934年，毕业于河南大学。1937年6月，出版专著《中国救荒史》。同年夏天，再次被捕。“七七”事变后，获释。9月，进入五台山抗日根据地。先后任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晋察冀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新华社晋察冀分社社长、晋察冀文联主席、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组组长等职。邓拓率领新闻队伍，转战太行山，既是总编辑，也是指挥员。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赴晋察冀边区任《抗战报》社长兼主编，担任《晋察冀日报》总编辑、社长。后任新华通讯社晋察冀总分社社长等职。1948年6月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创办新的“大党报”《人民日报》后，邓拓调任华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1948年10月起转任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组组长，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彭真兼任这个新成立的政策研究室主任[1]。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一周年时，邓拓为《晋察冀日报》撰写讨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和掌握毛泽东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系统论述毛泽东思想的论著之一。同年3月，与丁一岚结婚。1944年5月，主持编辑出版5卷本《毛泽东选集》（晋察冀版），是中国革命出版史上第一部《毛泽东选集》。北平和平解放后，邓拓任中共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宣传部长。1945年，主持编印《毛泽东选集》。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1949年秋，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同年冬，受聘为北京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1958年调任北京市委文教书记兼《前线》杂志主编，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1959年，兼任中国历史博物馆建馆领导小组组长，出版《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1960年其兼任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并主编理论刊物《前线》，调离人民日报社，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思想文化战线工作。60年代初，邓拓应《北京晚报》之约，撰写《燕山夜话》专栏杂文。不久，与吴晗、廖沫沙合作在《前线》杂志撰写《三家村札记》杂文。“文化大革命”开始，被打成所谓“三家村集团”，身心受到极大摧残。1966年5月18日，含冤去世。1979年2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邓拓追悼会1979年9月5日下午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著有《邓拓散文》、《邓拓文集》、《邓拓诗词选》等行世。1994年，福州邓拓故居修复，建成“邓拓纪念馆”。人物生活1942年3月7日，邓拓与丁一岚以平山南滚龙沟一间农家小屋为洞房，结为夫妻[2]。浏览量1.2 万讨论量8  帮助中心知乎隐私保护指引申请开通机构号联系我们 举报中心涉未成年举报网络谣言举报涉企虚假举报更多 关于知乎下载知乎知乎招聘知乎指南知乎协议更多京 ICP 证 110745 号 · 京 ICP 备 13052560 号 - 1 ·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0088 号 · 京网文[2022]2674-081 号 · 药品医疗器械网络信息服务备案（京）网药械信息备字（2022）第00334号 ·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京）字第06591号 · 服务热线：400-919-0001 · Investor Relations · © 2024 知乎 北京智者天下科技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 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010-82716601 · 举报邮箱：jubao@zhi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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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拓：大才子的红色收藏

2020年07月29日 16:28 | 来源：大收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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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拓（1912~1966），原名邓子健、邓云特（注：另有一说为邓殷洲），笔名马南邨、于遂安、卜无忌等，福建闽侯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当代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政论家、历史学家、诗人和杂文家，他还是一位书画收藏大家。邓拓红色秀才福州西南有乌石山。1912年2月6日，居于乌石山下“第一山房”的前清举人邓鸥予喜得贵子，这位曾在广西任知县的教书先生给孩子起名邓旭初，这便是邓拓的乳名。家乡是历史名城，家庭是书香门第，这给邓拓幼年一个极好的成长环境。邓拓五岁能背古诗。他还常跟二哥上山临摹岩刻。他们用毛竹做成扫帚笔，蘸清水，在石碑上描画、习字。邓拓写得一手好毛笔字，这很得益于当时练就的苦功夫。明 沈周 前后赤壁赋图 邓拓旧藏 现藏中国美术馆1929年，邓拓高中毕业，从闽江口乘船到上海，考入光华大学，后辗转就读于上海法政学院和河南大学社会经济系。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引用了清代包世臣的诗句：“补读平生未见书。”他求知欲望极高，读了很多书，做了大量的资料卡片。1930年，18岁的邓拓参加了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然后以笔做刀枪，全身心投入到革命事业中去。1937年他到达解放区后，历任《晋察冀日报》社长、晋察冀新华总分社社长。1942年，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一周年时，邓拓为《晋察冀日报》撰写《纪念七一，全党学习和掌握毛泽东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系统论述毛泽东思想的论著之一。1944年5月，他主持编辑出版5卷本《毛泽东选集》（晋察冀版），是中国革命出版史上第一部《毛泽东选集》。北平和平解放后，邓拓任中共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宣传部长。1949年秋，38岁的邓拓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同年冬，受聘为北京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1955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1958年，因为毛主席批评邓拓是“秀才办报”、“死人办报”，他被调离人民日报社，在彭真协调下转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思想文化战线工作，并主编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1959年，兼任中国历史博物馆建馆领导小组组长，出版《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1960年，兼任中共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邓拓是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清 郑夑 石畔琅玕图 邓拓旧藏 现藏中国美术馆1961年3月，邓拓开始以“马南邨（cūn）”为笔名在北京晚报副刊《五色土》开设《燕山夜话》专栏，共发稿153篇，受到读者喜欢。他的杂文爱憎分明、切中时弊而又短小精悍、妙趣横生、富有寓意，一时全国许多报纸杂志争相仿效，开设了类似的杂文专栏，为当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苑增添了生气。后来，他与吴晗、廖沫沙合作在《前线》杂志撰写《三家村札记》杂文。“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们三人被打成所谓“三家村集团”，邓拓身心受到极大摧残，1966年5月18日含恨自尽。1979年2月，邓拓恢复名誉，其追悼会于9月5日下午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1994年，福州邓拓故居修复，建成“邓拓纪念馆”。邓拓著作有《邓拓散文》、《邓拓文集》、《邓拓诗词选》、《中国救荒史》等。

编辑：杨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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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邓拓 收藏 大才子的红色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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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讲述】邓拓：铁肩有担当 妙笔写丹心 - 深1° - 开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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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讲述】邓拓：铁肩有担当 妙笔写丹心

他在战火年代，一杆笔闹革命；他主编《晋察冀日报》，宣传抗日主张和抗日根据地建设；他是《人民日报》创刊者之一……他的“标签”是革命战士、杰出新闻工作者、政论家、历史学家、诗人和杂文家。他就是邓拓。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讲述】邓拓：铁肩有担当 妙笔写丹心

来源：开封网-汴梁晚报

作者：康冀楠

发布时间：2021-04-28 08:42:45

全媒体记者 康冀楠 实习生 崔禹尧他在战火年代，一杆笔闹革命；他主编《晋察冀日报》，宣传抗日主张和抗日根据地建设；他是《人民日报》创刊者之一……他的“标签”是革命战士、杰出新闻工作者、政论家、历史学家、诗人和杂文家。他就是邓拓。邓拓在其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曾有三年是在河南大学度过的，这是邓拓革命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4月22日，记者走访了河南大学、市委党史研究室等单位，寻访邓拓的革命历程。青年时期投身革命邓拓，原名邓子健，福建闽侯（今福州市）人，笔名有马南邨、邓云特等，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曾任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等职。1912年，邓拓出生在福建闽侯。邓拓的童年生活清苦，一大家子全靠父亲在私塾教书的微薄收入维持生计。邓拓的父亲对孩子的管教很严，规定他们黎明即起，晨课是背诵古诗文，练习写大字。在邓拓故居的院中，有一个“墨池”，据说当年邓拓写大字时，常用一支自己捆扎的“扫帚笔”，从池中蘸着清水在地上反复练习。 1928年，邓拓和傅衣凌等组织“野草社”，出版自编自印的刊物《野草》。1929年起先后在上海光华大学社会经济系和上海法政学院学习。1930年，18岁的邓拓先后参加了“左联”和“上海反帝大同盟”，年末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化名丁丙根进行地下工作。1931年，转学到上海法政学院。1932年冬，在纪念广州起义的一次活动中不幸被捕。1933年秋，邓拓在苏州被囚半年后，家人才知其下落，由其三哥邓叔群（当时著名科学家）多方奔走，曾仲鸣、褚民谊保释出狱。这是邓拓第一次入狱，之后便与党组织暂时失去了联系。 1933年11月，福州发生了著名的“闽变”，国民革命军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等公开宣布和蒋介石决裂，成立抗日反蒋的人民革命政府，邓拓在福州参加了人民政府的工作。1934年1月，“闽变”失败，邓拓受到通缉，被迫回到上海。这年秋天，在河南省政府任职的大哥邓伯禹从河南来信，让邓拓去开封继续学习。这时邓拓在上海还没有找到党组织，又想继续完成学业，便来到了开封。在河南大学丰富学识1934年秋，22岁的邓拓来到开封，插班进入了河南大学法学院经济系学习。邓拓刻苦好学，很快就成为系主任罗章龙教授和王毅斋教授喜欢的学生。二十世纪30年代的河南大学，名师辈出，人才济济，嵇文甫、尹达、范文澜、邓初民等先后在河南大学任教，讲授哲学、历史等课程。在河南大学的3年中，邓拓广泛汲取各种知识，更加丰富了自己的学识。 1935年，邓拓以邓云特的笔名，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四卷一期上发表了《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曲折过程》一文。1935年至1936年间，邓拓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三期、第四期连续发表了《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问题》《再论中国封建制度的“停滞”问题》两篇文章。1936年，邓拓又在《新世纪》发表《论中国社会历史上的奴隶社会》一文，文中用大量的事实，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历史的五种生产方式，在全世界都是普遍存在的观点。 1936年，邓拓用文言文写作的历史研究著作《中国救荒史》一书脱稿。这部25万字的著作是国内首部从社会经济学角度研究中国历代灾荒的实况和救治理论政策的专著。这部著作1937年由上海商务印书局列入《中国历史研究名著丛书》出版，并很快被译成日文出版，深得国内外学术界重视。 在河南大学学习期间，邓拓不仅在学术研究方面结出了累累硕果，还时刻不忘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职责，密切联系群众，积极参加、领导各种革命运动。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北平学生在党的领导下举行了震撼全国的示威游行，之后北平学生联合会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1936年，在邓拓等人的积极工作下，河南大学很多进步学生纷纷加入“民先”运动中，邓拓被推举为“民先”开封支队总支队长。“民先”成立后即领导开封大中学进步学生开展爱国斗争，河南大学的抗日救亡运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 邓拓经常深入各学校，参加青年学生的读书会、座谈会，为大家讲解时事，分析全国救亡运动的形势，并以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先辈为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英勇斗争的史实，启发和鼓舞同学们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斗争运动。邓拓以其渊博的知识、强烈的感染力，很快赢得了青年学生的尊敬，在开封青年学生中有很高的威信。革命征程书写报人担当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邓拓于1937年9月赴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同年11月任中共晋察冀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主持省委《战线》杂志的工作，并任《抗敌报》的撰稿人。1939年1月，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成立后，《抗敌报》改为北方分局的机关报。1940年11月7日，《抗敌报》改名为《晋察冀日报》，由隔日刊改为日刊。邓拓任社长兼总编辑。 为了适应战争的残酷环境，邓拓带领报社人员坚持游击办报，发动大家在“三千字内做文章”。同时为使设备适应游击办报的需要，邓拓还特制了拆装方便的木箱，每箱装4个字盘，架起来就可以拣字。遇上紧急情况能够迅速转移，跳出敌人的包围后，架起电台，装好字架和机器，马上就能出报。 在残酷战争环境中，邓拓率领报社转战于阜平、唐县、满城、易县、平山等太行山区，在不断与日军周旋的游击战争中，邓拓坚持“一手拿枪，一手拿笔”，在战争环境中正常出报，以突出的业绩得到了党政军民的赞扬和鼓励。 1942年4月，中央晋察冀分局改组了报委，仍由邓拓任书记。同年11月初，晋察冀分局召开党报委员会，决定《晋察冀日报》兼有中共晋察冀边区党委机关报的性质，《晋察冀日报》成为边区党的理论阵地。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1周年时，邓拓为《晋察冀日报》撰写社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和掌握毛泽东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系统论述毛泽东思想的论著之一。1944年夏至1945年春，邓拓在晋察冀分局学习期间，执笔写成《李自成进京》，同时为《晋察冀日报》写了《沿着“穷人乐”的方向发展群众文艺运动》《沿着鲁迅的方向前进》等文章。1944年5月，邓拓主持出版5卷本《毛泽东选集》（晋察冀版），是中国革命出版史上第一部《毛泽东选集》。 1949年秋，邓拓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1955年，邓拓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邓拓又相继担任了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等职。邓拓还与挚友吴晗、廖沫沙合写了《三家村札记》杂文集。1966年，邓拓含冤逝世。1979年2月，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冤案得到平反昭雪。

责任编辑：刘薇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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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2月24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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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拓——中国记协的开创者

王大龙（北京）

《

光明日报

》（

2012年02月24日

 

13

版）

1940年，中国青年记者学会边区分会成立，后排右起第6人为邓拓同志

上世纪50年代，邓拓接见缅甸新闻代表团

    今年2月26日是邓拓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前几日见《光明日报》报道，中国美术馆举办了“邓拓捐赠中国古代绘画珍品特展”，由此引发了我的思绪。正如邓拓同志的诗句所说：“莫怨风尘多扰攘，死生继往即开来”，中国记协能有如今的局面，离不开邓拓同志继往开来的努力。    邓拓同志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届记协的创立者，是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的第一任会长。    中国新闻界在1949年7月13日成立了中华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备委员会，推举了14位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第一届全体会议，邓拓同志是其中之一。1949年8月10日，记协筹备会作为团体会员，加入了国际新闻工作者协会（简称国际记协，国际记协的主要会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记者组织，也吸收一些亚非国家作为外围）。    1954年9月24日，记协筹备会在京委员召开会议，决定结束记协的筹备工作，正式成立中国新闻工作者联谊会，通过了简单的章程，选出了领导机构。联谊会成立时，没召开全国新闻工作者大会，章程和机构也不完全适合开展国内工作的任务，没有固定机构，也没有专职人员，名称也只叫做“联谊会”，因此它只是一个过渡性机构。    邓拓同志负责联谊会的活动，克服了诸多困难，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比如：加强国际联系，突破人为封锁，派出记者代表团出访南斯拉夫、埃及和叙利亚；还有一些记者团在国外用联谊会的名义活动，如陪同周总理出访的记者团，出席日内瓦、万隆会议的记者团，采访奥运会的记者团等。联谊会还热情接待了116位外国记者的访问，这些记者来自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日本、埃及、南斯拉夫等13个国家。这些交往直接配合了党和国家的重要外交活动，结识了许多国家新闻单位的“头儿”或有名望的记者，大多数记者回国后，写出了有利于新中国的客观、真实的报道。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国新闻界的国际活动日益增多，国内联系也更加密切，中国新闻工作者联谊会已难以适应。1957年1月，邓拓同志开始筹备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1月25日，时任人民日报社社长的邓拓同志给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呈送报告，报告中说：根据国际记协建议，本年3月要在北京召开国际记协执委会，届时我国若仍无一全国性的正式的新闻工作者组织，不但对外影响不好，对内也不能满足新闻从业人员的迫切要求。因此建议在本年2月末或3月初召集一次全国新闻工作者代表会议，正式成立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    王稼祥同志看了报告，表示同意，然后报邓小平同志。2月2日小平同志批准，并请刘少奇、陆定一、周扬、胡乔木批阅。2月4日，邓拓同志收到中央批件后，抓住时机，立即行动。由负责筹备工作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联谊会发出通知：2月6日晚7时半在人民日报社一楼俱乐部召开会议，讨论筹备召开全国新闻工作者代表大会的问题。通知与会的人员有王揖、温济泽、李炳泉、陈用文、孔昭愷、于友、周游，以及《中国青年报》的相关负责同志。    在邓拓同志的主持下，筹备会议连开了三次。邓拓同志提出，根据节约原则，这次会议每省（市）只推举代表一人参加，中央级全国性报纸也各推举代表一人，会议约50人左右。因为新闻工作者协会尚未建立，各地已经建立的新闻工作者联谊会也都没有行政经费，所以来京开会代表的来回旅费由派代表地区的各新闻单位按出差标准报销，或由当地新闻单位协商分担。    各地、各新闻单位代表的推选工作进展顺利，只是港澳新闻界的代表因时间紧迫，无法民主推选，中共广东省委港澳工委遂指定香港《大公报》费彝民同志代表港澳新闻界参加大会。为避免港澳新闻界发生误会，手续上采取了妥善的办法：一是以总会名义，邀请费彝民代表港澳新闻界参加大会;二是以总会名义致函香港《大公报》、《文汇报》、《新晚报》、《周末报》等报，说明邀请费彝民代表港澳新闻界参加大会。    这样，经过紧张的筹备，3月13日正式发出通知：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定于3月14日上午9时在北京日报社礼堂举行。胡乔木同志和邓拓同志在会上作了报告，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54人，列席代表13人。邓拓同志被选为会长，副会长有王芸生、吴冷西、金仲华、范瑾、梅益，秘书长是王揖同志。    邓拓同志在报告中提出中国记协今后的任务。第一，要开展和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亚非拉国家的联系，要参加国际记协的一些专业会议，如：农业编辑、摄影记者、体育记者、小品文作家等等。第二，国际活动的开展，是在国内新闻事业的发展和记协工作开展的基础上进行，无论是通讯社之间交换消息、图片，报纸之间交换文章、资料，广播电台之间交换节目，学校之间交换经验和教材等等，都要在我们的新闻事业发展的基础上，才作得出文章来。因此记协成立之后，它的工作完全依托在各新闻单位的工作之上，而不是孤立在这些工作之外。第三，建议设立国际联络的专门机构，设置专职人员。报告的末尾，邓拓同志希望早日成立记者俱乐部，以便开辟活动场所。    这位会长对记协工作忠心耿耿，殚精竭虑。会议刚过，为解决记协会费问题，邓拓同志写信给全国总工会的赖若愚、张修竹同志，希望今后记协会员的工会会费交给各省市记协分会和中国记协理事会，以便根据新闻工作者的实际需要，办理教育和福利事业。同时指出，过去新闻工作者很少有休养和疗养机会，希望全国总工会主办的青岛、庐山、北戴河、杭州等地的休养机关，每年每地拨给中国记协一定的床位，由记协分配给各地会员。    中国记协成立之初，百事待举，不料邓拓连续受到指责：“书生办报”、“死人办报”。4月10日，上级召见邓拓等编委会常委，对《人民日报》改版提出批评，批评报纸没有抓对党的政策的宣传。上面说：中央党报办成这样子怎么行？写社论不联系当前政治，这哪里像政治家办报？1957年6月，毛泽东调吴冷西同志到《人民日报》当总编辑。一年后，邓拓同志离开《人民日报》，到北京市委书记处任分管文化教育的书记。他在离任时写下一首词《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笔走龙蛇20年，分明非梦亦非烟。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1959年7月，中国记协筹备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此时主席团主席候选人已换为吴冷西。    邓拓同志力主创立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绝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有历史性思考的。1939年，抗战正酣，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的陆诒同志跋山涉水冲破敌人的封锁线，从重庆来到晋察冀边区，带来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写给晋察冀边区新闻工作者的一封信，信中表述，远在万里之外大后方的青记总会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边区战地记者的工作、生活情况，也为敌后新闻工作者的成功和胜利而受鼓舞。陆诒同志专程来边区的目的，就是要帮助边区建立青记分会。    1940年1月13日下午，边区新闻界在边区民革分社召开了座谈会，酝酿建立青记分会的问题。抗敌报社、救国报社、民革边区分社、晋察冀边区通讯社的编辑、记者出席了会议。与会的还有陆诒和李公朴先生。第二天的青记筹备会上推选了抗敌报社社长邓拓同志、《抗敌三日刊》的丘岗同志、晋察冀通讯社的刘平同志、救国报社的李宗美同志、民革社的张遂同志为筹备委员。    3月10日，青记边区分会成立大会在阜平第一高小隆重召开。边区新闻工作者数十人到会，这是个大团圆的会。会场门口扎了华丽的牌坊，路边还扎了两只狮子。会上，邓拓作了国内外形势报告，他的广博学识、深刻思维博得了与会者的好评。邓拓讲了边区新闻工作的任务和努力方向，敌后的新闻工作者应该整肃舆论阵营，加强舆论引导，保障舆论自由，报道应与敌后战争紧密配合，特别应与边区军事政治任务相配合。《新华日报》记者袁勃、文艺工作团的周而复、草明祝贺青记分会的诞生。大会选举邓拓等9人为理事。    值得一提的是，会上搞了一个新闻报刊展览会，小小的展览室里收集了边区出版的铅印、石印、油印的各种报纸。展品中还有日寇偷窃《抗敌报》的报头而编排、印制的假《抗敌报》。可惜这些展品在战争环境中都失落了，留下了永久的遗憾。    3月21日，《晋察冀日报》发表了边区青记分会成立大会宣言，邓拓同志在宣言中写道：大会号召全体会员，竭力以赴，务使人人有相当之理论基础，判断之政治能力，一定之军事知识，丰富之社会经验，真正之新闻卓识，锐利之文字武器，刻苦之学习精神，严肃之生活态度，能担负日益艰巨之神圣任务。由此可见，邓拓同志对建立新闻工作者自己的组织，从而建设一支优秀的新闻队伍，是有远见卓识的。    （作者为中国记协新闻研究中心原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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